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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上几部作品不同，在《冬之门》这篇小说中，刘恒着重描写了性本能如何像催化剂一样让谷世财这个伙夫发生激烈地化学反应。小说中的人们处在战争、杀敌、朝生暮死的乱世生活中，这一群心灵极度空虚的人们，疯狂地寻求性发泄，而谷世财也同样在寻找发泄性苦闷的对象，但他不知天高地厚的将神仙似的干姐当做了对象。为了这个目标，他开始变得勇敢，所做的一切都有了意义。而干姐杀李广泰、王楷山的英雄气概让他觉得无地自容，于是他用干姐剩下的砒霜毒杀了许多日伪军。“性”所具有的强大力量让人诧异，刘恒在发现其具有强大破坏力的同时也具有同样强大的创造力。
三、生存困境下“财富”的本能欲望
大文豪莎士比亚曾经这样说过：“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不，天神们啊，我不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信徒；我只要你们给我一些树根！这东西，只要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6]莎翁这句话一语道破了财富可以改变人们命运的神奇作用，和由此给人们精神上带来的创伤和玷污。于是，在刘恒的《东西南北风》、《龙戏》、《连环套》、《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作品中描写了人们不知不觉中沦落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金钱勾心斗角的故事。
《东西南北风》这篇小说写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黄赌毒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社会的危害因素。刘恒通过这篇小说写了赵洪生在麻将的魔力中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和陷入负债累累的惨状。赌博使人失去理智，甚至人性。那个有些畸形的赵洪生是这样认识的：“（打麻将）的完全的出法他从来没有找到过，试着找过的，结果只找到两个字，一个杀字，一个人字。两个字并不相关，然而并到一块儿就有了惊心动魄的令人魂游天外的道。”[7]刘恒通过这几个赌棍的悲惨结局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把金钱财物看得过重的话，他们的生命就会变得无足轻重了。
与《东西南北风》中批判人们沉迷于赌博不同，在《龙戏》中，作者讲述了一个在先富起来的农村窑主的悲惨故事。在发财以后，由于财富分配不均，窑主面临着凶险的境地，“他的眼睛射穿各家各户的院墙，刺破一道道门孔和窗档，在所有布满暗影的角落里追杀……众人或许真想撕破他的皮，看他如何溅出一滩黑血。不为别的，就为稳稳当当凶凶暴暴地做了三年的窑主，把自己养成了一条虫，肥胖而硕大。”[8]张广仁为了自己的财富，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明枪暗箭，煞费苦心，但终于不免失败。窑主日进斗金的煤窑就这样被村里收回去，财富将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张广仁在愤恨中企图炸掉小煤窑，但炸药没有点燃，自己却死在小煤窑中。
同样以写的是窑主为题材的故事，在《龙戏》中我们看到的是窑主怎样遭到陷害的，而在《连环套》中演变为财富与亲情的较量。作为至亲的岳父和姑姑，因为自己的炮工儿子们在窑里的意外死亡，竟联合起来将窑主的煤抢走了，原因只是他们没有在窑主那里拿到足够的赔偿款。窑主也看透所谓的亲情了：“身边闪着许多熟脸，那曾经是他的亲人……他不看他们，他怕自己的眼睛会呕吐，把深伏的那颗累心给呕吐出来。”[9]我们看到，在财富面前，亲情简直不堪一击，甚至可以使亲人反目。
在以上几部作品中，刘恒向我们揭示的是金钱对人的异化，然而在《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作者写出了人在金钱的压力下如何坚强生存的场面。改革开放以后，金钱大肆横行，社会底层的城市平民经常面临没钱花的困窘和住房狭窄的尴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展现了普通锅炉工一家八口的生活境遇，作为长子的张大民，家里的大小事情都需要他来操心：三民的婚姻问题、二民的夫妻矛盾、母亲的病情等等。尤其是当他有了儿子后越来越感觉到钱的紧张，“他对钱的珍惜是从骨子里来的，又渗透到血管里去了。”[10]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不幸，张大民选择了不抱怨不逃避的态度，勇敢的挑起了这副重担。金钱的匮乏并没有使他对生活绝望，他以一种自我奋斗的毅力，使其具有了一种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