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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代立法依据和体现
法家是指在诸子百家中强调以法治国的一派。法家思想萌芽于春秋战国，在政治上表现为“礼崩乐坏”，【1】在经济上伴随着“井田制”的瓦解，西周的中央政府开始逐渐失去了对诸侯的掌控能力，社会出现了大动乱，战乱频生，另外还伴随着奴隶、平民的起伏不断的反抗，社会矛盾日趋转向复杂化。各国都渴望通过强权政治文护统治，在此背景下，“依法治国”的内容逐渐适应了战国时代争霸战争的需要，因而快速的取代各家思想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占据主导地。
（一）秦朝确立法家思想的依据
法家理论渊源深厚，其兴起的主要动因源于变法运动，有很强的现实感和实用特点。这种以法治国的思想，最初是从战国李悝变法开始的，直到韩非时期法家思想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到了战国时期，秦孝公下诏书渴求强秦之计，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商鞅的出现成为秦国变法走向强大的一个核心性人物，他所推行的法家思想最终奠定了秦国强盛的思想根基。秦国因为变法而实现强盛，并且战胜其他诸侯国，从而实现了大一统。与此同时，秦朝在建立之初，法家能成为其统治思想。究其原因，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秦始皇个人偏好法家学说，法家学说在秦朝建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还有诸子思想的整合半途而废有着重要的关系。下面，就正式从这几个方面入手进行简要具体的分析和探究法家思想得以在秦朝确立的依据：
第一，法家思想的确立是时代背景的必然要求。秦朝从强盛以来一直奉行法家学说，自商鞅变法开始，法家的政治理论和各种思想一直在秦国的实际政治和法制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商鞅变法的成功和秦国的迅速走向繁荣和强大，更加巩固了法家理论在秦国上层建筑中的作用和地位。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较混乱，需要国家的强权治保证政令的畅通，比如政治上虽然消灭了751国，但是残余势力依然存在，农民起义和反抗斗争时有发生，还存在边疆的蛮戎、夷狄、北方的匈奴问题；经济上，春秋战国各自为政，各种制度和度量衡不统一，经济活动无法正常展开，需要强有力的中央集权适应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此时法家学说的高度集权和事统一于法的要求，正好充分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在秦统一之前还是统一之后，法家思想都是秦朝统治的基本的立法思想。尤其是在秦灭751国，实现大一统的历史时期，法家思想中加强君主集权，建立大一统的中央王朝，正好与时代的要求完美契合，所以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法家思想一直都占据主导地位。
第二，从主观方面来看，秦始皇对法家学说的推崇有形和无形之中也发展了法家学说。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完成大一统的封建帝王，在其统治时期，一直全面致力于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推行和完善法治建设，另外当时在政权上他面对着吕不韦和缪毒的威胁等这些因素更是在无形之中，加剧了秦始皇渴望绝对控制和完全掌握权利的欲望及需求。所以他需要用强有力的国家强制力来确保命令、政令的严格、彻底的贯彻执行，他需要以最严厉的方式对不服从命令的行为进行处罚和打击。因此，法家学说，在政治上方面，主张严刑峻法、高度集权和政令统一；经济上，重农抑商，统一度量衡等；文化上，统一文字等等，都非常符合秦始皇的需要，因而备受推崇。
第三，在秦王朝建立之初，曾对诸子百家的思想和学说进行过一系列的整理和合并，试图使诸子各家，融入到法家为主的立法思想体系之中。在社会实践中，法家学说在秦朝统一初期扔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对诸子百家学说进行整合的过程之中，后来因为统治集团内部存在路线的分歧而被迫宣告失败。因此，经过一系列的尝试与努力，决定了秦王朝将以“法”家学说作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唯一的，根本的和必须的思想，当然在秦朝社会治理中的次要领域和部分领域也夹杂着其他学派的思想。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实际上在秦始皇嬴政当政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的整合，著名的《吕氏春秋》一书的编撰，就是集合了先秦各家的学说，为秦朝提供较为理想的治国模式。本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家之所长，其中，尤其对儒家思想进行大量引进和改造，将其融入《吕氏春秋》的思想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强调德治的重要性，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借鉴。该书综合百家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为中央集权的治国模式提供长治久安的治国理念。但是可惜的是，由于秦始皇极度推崇法家学说，最终没有遵循《吕氏春秋》所设计的历史发展方向和模式。这已经初步显示出对诸子各家整合的半途而废，尤其是到后来，众人皆知的 “焚书坑儒”事件，更是彻底终止了秦朝对儒家学说的整合，使法家学说在终秦一朝自始至终处于独尊的地位且不断向极端化的方向发展和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