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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聊斋志异》中重视证据的清官俯拾即是。如《胭脂》中的施愚山就是一个非常重视证据的清官。他看到宿介的状子之后就打算为其伸冤,查明案件实情。于是他根据王氏的口供招来毛大、某甲、某乙。在城隍庙中,他对他们三人说:“囊梦神人相告,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汝肯自首,尚可原宥;虚者,廉得无赦!” 他们都回答说没有杀人。施愚山便把三副刑具放在地上,想要对他们一起行刑。把他们的头发束起来,把他们的衣服也扒掉,他们一起大喊冤枉。施愚山于是命人将他们放了,对他们说:“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施愚山就叫人把城隍庙的所有的窗户都遮起来,不允许露出一点光线;叫这些嫌疑犯都光着上身,将他们赶进漆黑的大殿里,送一盆水进去,命令他们全部依次洗完手,站在墙下,并且告诫他们说:“面壁勿动。杀人者将有神书其背。”过了一会,施愚山便找出了真正的凶手。原来施愚山之前就已经让人把白灰涂在墙壁上,又让他们用煤烟和的水洗手:真正的杀人凶手——毛大,担心害怕神仙会在他的背上写字,于是把后背靠在墙壁上碰到了白灰;将要出来的时候又把手遮住后背,于是又沾上了煤烟。这样,施愚山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毛大最终完全招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从《胭脂》中的施愚山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智慧非常并且十分重视办案过程中证据的清官。
    就慎思细察来说,《聊斋志异》中诸如此类的清官也是不胜枚举。他们查案办案时,谨小微慎,不放过一个细节,最终使得案情水落石出。他们也受到百姓的喜爱与拥戴。
    以《于中丞》中的巡抚于成龙为例,他在早年出任县官时,有一次到了邻县。早晨,他经过城外,看到两个人抬着一张大木床,一个病人躺在木床上面,身上盖着一床大被子,在枕头上露出头发,在头发上插着一支凤钗,侧卧在床上。有三四个健壮的男子在两旁跟随她,不时用手帮她掖被子,让被子的两边压在女子的身下,好似害怕风灌入被窝之中。不一会就停在路边歇歇脚,换了两个人继续抬着往前走。这时,于成龙不禁起了疑心,他派人回去询问,说是妹妹病危,要把她送回夫家。于成龙又往前走了两三里路,又让衙役回去看看进了哪个村庄。衙役尾随他们,看到他们进了一个村庄,有两个男子出来迎接他们,于是就回来告诉了于成龙。于成龙就祝福手下去秘密查访,果然有一户富裕人家遭到了强盗的入侵,被烙而死。于是,于成龙迅速采取行动,马上抓捕了八个人,一审讯就认罪了。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案情的原因,他说:“此甚易解,但人不关心耳。岂有少妇在床,而容人手衾底音,且易肩而行。其势甚重;交手护之,则知其中必有物矣。若病妇昏愦而至,必有妇人倚门而迎;止见男子,并不惊问一言,是以确知其为盗也。”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于中丞之所以能够成为一名清官流芳百世,是因为他能够仔细观察,谨慎思考,善于从别人不能够注意到的细节中寻求破案的关键点。于中丞可以说是蒲松龄笔下慎思细察的清官形象的典型代表。
    我们在周元亮身上看到了重视证据的清官特点,在于成龙身上看到了清官身上慎思细察的又一办案作风特点。
    以仁为本、具有法制观念的办案思想;机智敏捷、善于推理的办案能力;重视证据、慎思细察的办案作风,他们三者都不是互相独立,毫无关系的,而是休戚相关,密不可分的。拥有以仁为本的办案思想的清官极有可能也同时具备了慎思细察的办案作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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