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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先生将穆旦的晚年大致归结为1974年以后的一段，依据是穆旦与天津知青孙志鸣的交往中看出其心气的明显衰老。 1973年初，穆旦长子查英传从内蒙古五原县传来消息称，公社党委会批准并向县里递交了他的入党申请书，只等审批，并且还要推荐他去县里报考大学。穆旦一向为子女前程担忧，听到这个消息，他十分高兴。然而英传回城的消息遥遥无期，穆旦也只得推测由于自己“历史反革命”的“黑五类”身份，英传还是失去了这次机会，没能考上大学。1974年，穆旦结识了与查英传同在内蒙古五原插队的知青孙志鸣，孙志鸣热爱诗歌，尤其喜爱查译的普希金诗篇，他与穆旦有很多交流和通信，穆旦也正好能了解儿子在内蒙古的生活和招工回城方面的事情。穆旦在交谈中总是坚持理想主义的信念，大概仍是要借此鼓舞青年热情拼搏：“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在任何环境中，都要耐得住寂寞。那些执着于自己信念的人总是寂寞的……历史可能有这样的误会，才华横溢的人也许终生默默无闻，一些不学无术的笨伯反而能显赫一时，而且显得像煞有介事似的。这也是时代的悲哀。” 然而联系到自己，又显出了万般的无奈：“刚才谈到了技能，大概如在水中游泳，以写诗者的技能来竞争，该是最吃亏的事。因为心灵是个大包袱。” 很好的体现了后期穆旦虽然仍然相信理想，但也终究抵不过现实冰霜彻骨的无奈悲凉。
另一催生穆旦心态变化的应是好友接连传来的死讯。“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很能概括穆旦这一时期的心情。他在给杨苡的信中感慨老同学王逊的死：“文字生涯，看来我是要关门了。现在设想手边有一些爱看的书，以度晚年。运燮从北京听到王逊已死，据说是饮酒多而致死的。这也使我震动了一下。我和他曾在南岳同住三个月，当时共有四个人，死了三个，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想我们当时热热闹闹的过的日子，犹在目前。” 好友们接连离世，往昔热热闹闹的日子也不复存在，让人陡生“人生无常”之感。
这些种种慢慢堆积在诗人的心头。然而学界普遍把后来穆旦骑车摔伤看成是一件具有转折意的事件。穆旦一直给大儿子四处打听招工信息，希望他能回到天津。1976年1月19日他骑自行车在南开大学校外德才里居民区意外摔倒。当时他躺在街上，一群人围着七言八语“这位老大爷年龄可不小啦，摔得够重的。”穆旦听了心里还不服气，认为“我怎么那么老？”于是对他们说：“同志们走吧，我自己会起来的。”可是怎样也起不来，费了好大功夫才自己回到家里。 “的确年老不行了。快完蛋了。” 这是穆旦给旧友董言声信中的话。此后穆旦的心态发生了全面的变化，由“不服老”到渐渐承认老之将至。他的书信之中大面积地出现了一种忧伤、恐惧的情绪，死之将至、人生虚无、生命幻灭的感叹。而这次伤病也最终导致了他的早逝。他的右大腿已经是严重的右股骨颈骨折，但是穆旦为了不给家里增加也没有让家人送往医院检查，只是吃了点药休息在家。即使是在家中养病，穆旦的工作量也并未减少，他夜以继日地翻译和重译普希金等人的诗作。这样长期的紧张劳动无疑使穆旦的健康受损并且病情也逐渐恶化，屋漏偏逢连夜雨，当时的天津受到震灾的影响，医院根本没有病房剩余也挂不上号。终于到1977年初等到了手术，穆旦却由于突发心脏病而离开了人世。所以对于穆旦的创作生涯来说，复苏于1976年的诗歌写作就已然进入了后期写作。
二、 穆旦后期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