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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汉高祖刘邦面对死亡则要淡然的多，他说：“吾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 刘邦的生死观念，很符合儒家荀子的理念，荀子在《天论》中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人应该顺应大自然的规律，而不是违反它，能够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称得上了不起的人了。刘邦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是天命的安排，而死亡是自己命运的必然归属，所以他不求长生不死，而是顺应自然规律，坦然地面对死亡，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二、死之高贵
死亡或存在？常人在面临这个终极问题时，总是难以抉择。在“生”与“义”不可得兼时，人们往往需要通过价值比较权衡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这个过程是相对痛苦和艰难的。只有达到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其举手投足之间已与自然之道合而为一，才能在这些常人纠结的问题上游刃有余，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圣人。《仲尼弟子列传》中的孔子便达到了这种境界，凡言凡行合乎道，为弟子乃至后世人们树立了道德典范，乃至他死后他的弟子整理他的言论写成《论语》流传于世，真正实现了立德的人生价值。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写伯夷和叔齐之死，体现了他们耿介不俗，特立独行，不随波逐流的精神。武王伐纣，原本是正义之举，而他们却在半道阻拦，人们都说这二人的行为乃是逆时代潮流，一言忠君守礼，是迂腐的表现，这其实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在儒家看来，他们的行为恰恰正是“仁”的表现，他们反对的并非是周武王，而是“以暴易暴”的战争，这正符合了儒家“仁政”的观点。
《论语•卫灵公》宣扬“杀身以成仁”，认为死亡并非无意义的肉体消亡，而有更大的价值存在，那就是“仁”。[4]伯夷叔齐为了天下苍生，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这种超越死亡的人生价值与儒家立德之说不谋而合，所以孟子也称他们为圣人。死亡对于这些圣人来说，并非是难以抉择的痛苦，而是合乎道的自然之举，他们的行为为后人所称赞和效仿，所以他们的死亡也显得更为高贵。
三、死之抗争
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说：“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5]《史记》中不乏与命运抗争的英雄人物，却没有谁能比项羽的死亡更加悲壮。从当年意气风发的西楚霸王，到后来乌江江畔的落魄项籍，项羽是最大的一名悲剧英雄。司马迁在描写项羽东城战败，被围垓下，四面楚歌的情景时，极力渲染了项羽死亡的惨烈，面对最后的失败，项王发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的感慨，这是对命运反抗的吼声。
与项羽相似的还有田横之死，他不愿与刘邦为伍，就对门客说：“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矣。”于是割下自己的头让门客送给了刘邦。这种血淋淋死亡形式，是田横对命运做出的最后抗争。“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他们的死亡赤裸裸的暴露在作者的笔下，给读者留下触目惊心的印象，而他们至死反抗的精神战胜残酷的现实，为历史所铭记。又如孔子，司马迁写他一生困顿、潦倒，但他百折不回，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到处奔走游说，“皇皇然若丧家之犬”，是一个以韧的精神与命运抗争的英雄，司马迁破格升其为“世家”，并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