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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拼搏与战斗，与命运抗争，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6]
四、死之超越
“对死亡恐惧的征服和直面死亡的承担，即是对死亡的超越。”[7]在生死大事上，孔子、孟子和荀子都倾向“生死有命”的看法，道家的庄子也强调命运对人生的主宰作用，他把听天由命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死亡是每个人都不可避免的最终归宿，面对这个必然归宿，人们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畏惧，但当一个人拥有超越死亡的使命的时候，死亡就显得微不足道，甚至是一种解脱，这种使命，儒家称为“死而不朽”，即通过“舍生取义”等行为，使自己声名不朽。
在《史记.赵世家》中有程婴和公孙杵臼在如何保护赵氏孤儿时的一段对话：
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熟难？”
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
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请先死。”
在程婴、公孙杵臼看来，为了报答赵氏先君，成就“义”的壮举，惨烈的死亡已不在话下，在生与死的问题上，死亡反而是一种解脱。公孙杵臼的死，在当时的形势下成就了他“义”的声名，而程婴则将这种“义”上升到了为义而甘死的高度。十五年后，在韩厥帮助下，程婴终于完成了使命，此时的程婴如释重负，微笑着说：“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而他赴死的理由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不为成”。由此可见，他们在处理生与死的问题上是相当明确的，死是为了成就“义”，而苟活也是为了“义”，程婴和公孙杵臼在这场善与恶的斗争中表现了崇高的献身精神，不愧为千古奇杰，而他们义士是名声也得以成全。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儒家传统礼仪思想的基本核心，然而在封建皇权专制制度统治下，人命贱如草芥，个体生命的尊严和价值很难得到实现。一些底层的有志之士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惜以生命的陨落为代价，这些人在《史记》中被称为“刺客”和“游侠”，司马迁曾在《游侠列传》中称赞“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的侠义精神。
在《刺客列传》中，经常会见到一些惊心动魄的场面，这些故事的主角或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或为了忠君报国，积蓄良久，最终在关键时刻绽放出生命绚烂之光。
晋人豫让，为了报答智伯尊宠之恩，决意为智伯报仇，他采取了常人无法想象的手段对付赵襄子。先是“变姓名为刑人”，躲在厕所刺杀赵襄子，失败后又“漆身为厉，吞碳为哑”，埋伏在赵襄子必经的桥下行刺，结果又被发现。绝望的豫让走到赵襄子车前说：“今日之事，臣固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焉。以致报仇之意，则虽死不恨。”虽然豫让至死都没有为智伯报得了仇，但他的行为却得到了司马迁的认可。很多人不理解豫让的做法，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简直就是愚蠢的做法，然而豫让义无反顾的做了，而且还做的轰轰烈烈。
豫让所处的时代，战乱纷仍，民不聊生，身处底层的小人物很难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而当时盛行的儒学思想，强调人要做到“五德”，即“仁、义、礼、智、信”。小人物豫让被社会地位极高的智伯所尊宠，在豫让看来，智伯的行为就是“义”，自己卑贱的身份得到当政者的器重，总算是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在“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思想的催化下，豫让认为自己有义务去报答智伯，而智伯死后，为其报仇便成为豫让报答智伯的唯一途径。整个报仇过程看似荒诞，却展现了豫让“义”和“信”品格。他用自身的行为，证明了小人物知恩必报的生存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