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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宣传革命思想的过程中，激进的留日学生也与保皇思想展开了大论战。《江苏》杂志“用大量篇幅极力宣传推翻清王朝，热烈歌颂革命，明确地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纲领”。[7]这使他们对宣传保皇思想的康梁等人逐渐变得反感起来。1905年后，革命党人创办的《民报》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等众多报刊就“革命”和“保皇”展开了激烈论战，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虽然二者不能分出绝对高下，但随着情势的变化，革命的潮流最终占了上风，辛亥革命的爆发为二者做出了行动上的回应。
（二）译注西书 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 促使社会风气转化
留日学生翻译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它们在中国得到广泛普及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900年留日学生于东京创立译书汇编社，大量翻译介绍欧美、日本的政法名著，其中，政治名著尤其为他们所重，译书活动迅速成为救亡的重要手段。这些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包括: 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意》（后译为《论法的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和《社会学原理》以及其他西方人编著的《美国独立史》、《法兰西革命史》、《政治哲学》、《社会之进化》、《国家学》等。此外,留日学生们还重新编译了不少宣传民族革命的历史书籍和赞扬民族英雄、革命志士的人物传记，如《日本文新大二杰》等。通过转译日本人翻译的西方社会科学书籍，中国人进一步增强了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想的了解。黄福庆先生说：“中国留日学生所译书籍,绝大多数即与法政有关系......盖清末的政治改革，期以日本为媒介而推动近代化，有关日文的法政书籍,当然成为翻译的对象。”[8]同时，孙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也深刻的影响了留日学生。留日学生翻译了大量深具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书刊，“无不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正义与进步，传播资产阶级的政体、法制与民权”。[9]这些革命思想的传播最终促使留日学生革命倾向的形成。
总之，这些介绍西方民主启蒙思想和宣传革命思想的书籍，使中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明显转变，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情进一步高涨，也为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梁启超说：“留日学生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了我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10]
（三）组织爱国革命团体 为同盟会建基
20世纪初，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争夺的中心。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迫于救亡压力，留日学生逐年增多。从建立同乡会和一般爱国组织开始，留日学生的革命倾向日益增强，他们建立起各种革命小团体，最终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赞成革命和加入革命社团的人数由少到多,社团性质也相应发生变化：从一般同乡联谊发展到反清革命。可以说，这是留日学生革命觉悟提高和清政府丧失民心的情势变化共同导致的结果。早在1900年, 留日学生在东京就建立起励志会，明确开始了有组织的爱国活动。1901年，广东籍留日学生冯斯栾、冯自由等人在横滨成立广东独立协会，宣布广东独立，反对清廷拍卖广州湾给法国。1902年春, 励志会激进派留日学生秦毓鎏、叶澜等发起建立一个新的爱国团体“青年会”，“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11]
1903年，黄兴在激进的湖南留日学生中组织发起“土曜会”。同年, 秋瑾等人为争取妇女权力,在留日女学生中发起成立“共爱会”。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留日学生的反清革命意识进一步发展，他们筹组的团体也显现了日渐浓厚的革命色彩。1904年，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组建华兴会，陶成章、龚宝铨等成立光复会。这些团体以“革命排满”为宗旨，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影响下，自建立起就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但这些革命团体联系并不十分紧密，他们各自为政，根本无法形成力量统一的革命组织，这与革命形势的发展极不适应。于是，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就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