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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人崇拜众神中，多崇拜帝和祖先神，其中“帝”在殷人的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如关于商的起源传说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7]正是“帝”所发布的“天命”为殷商提供了国家起源的理论支撑。现已发现的殷墟有字甲骨大约十五万片，就是殷人神权崇拜的记录，从内容上看，殷人生活的一切方面大到战争及水旱灾异等军国大事，小到商王与贵族的衣食住行，均要向神灵卜问休咎，并且殷人极其频繁的举行各种祭典，向神灵奉献祭品，以求得神灵保佑、获福消灾。每次献祭的祭品贵重且数量极大，非常惊人。如一次就用“千人千牛”做牺牲，这在迄今所知的人类历史中，还是空前绝后的。因此，殷人所处的时代为神权统治的时代也不为过。
而到殷后期，神权的地位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作为神职人员的“贞人”地位的变化上。由于商人长期过着定居生活，那种方国联合体的松散结构逐渐不能适应需要，从而导致强有力的权威控制——王权的加强。这样，贞人的地位就随着王权的加强而自然下降了。如商纣王把天上众神之首的“帝”字用于自己的名号称为帝辛，然而其先祖对于神灵却极为敬畏，如因功绩赫赫而名震一时的武丁，便绝不敢自恃功高而蔑视神灵。一次在祭礼时，有一只野鸡登上祭器大叫，武丁便十分恐惧，认为是天的责难，但是后期的武乙却敢于“僇辱天神”，甚至把一只盛满血的皮袋挂在高处，用弓箭射的鲜血流淌，以此来象征“射天”得胜。这固然是由于武乙是无道昏君，但也反映出神权衰落已甚，神的形象在殷王的眼中已经远不如过去那么崇高神圣了。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应看到，尽管在殷朝后期神权相对衰落，宗教祭祀活动荒废，但在周朝其根本地位仍然是举足轻重的，西周继承了殷商传统，但有所发展。西周早期，卜筮的作用相当显要，周统治者把它作为天意的代表 ，迁都、战争、祭祀等国家大事，都是通过卜筮听从上天的旨意。如《尚书•牧誓》记载的纣王不事祭祀之礼，违背天道；又如《牧誓》中“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751步、七步，乃止，齊焉。”[1]意思是周武王以“天”的旨意来执行上天的惩罚；再如《尚书•洪范》记载的周武王克商的第二年拜访殷朝贵族箕子，向他请教“彝伦攸叙”[1]的经过。箕子向武王讲了许多治理天下的经验和道理，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稽疑”，即如何解决疑难问题。箕子向武王说明了殷人在各方面意见分歧时判断吉凶的原则。其中有三点：“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大谓大同......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1]这说明神职人员在决定国家大事时仍然占据重要地位，但已不能单方面决定一切，而需要考虑其他方面的意见。
（二）商周宗教意识变化的原因
殷周之际宗教意识与宗教信仰会出现如此之变化，其原因主要源于王权的强化以及敬天保民思想的影响。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殷商前期重视祭祀和信仰帝和祖先神，后期却慢与鬼神，而周朝在思想上出现了“敬天保民”，周朝的统治者基本上继承了夏商以来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思想，把上帝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而呼之为“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们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否认“天命”，而且还要大力文护“天命”。于是他们就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人事的重要性，提出“顺乎天而应乎人”的观点，就是既要顺从天意，又要适应人心，才能文持“天命”。这表明殷周时期由之前的崇拜鬼神开始向重视保民过渡。对“民”的作用不能不有所警惕，深刻认识到“小民难保”。如先周时期，虽受到商族宗教影响，墓坑中有腰坑，但已不像殷人那样大批人殉，以牲代人祭祀，到西周晚期几乎看不到人殉现象，这充分说明了殷周两族在宗教观念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