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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美国政治学界两位杰出学者约翰•伯吉斯与伍德罗•威尔逊正好代表了两代美国人对德国形象认知的观点，也代表了当时美国社会眼中最普遍的德国形象。伯吉斯作为亲德派的代表，即便至1931年其离世之时，仍旧认为美德之间不应当出现类似于一战敌对这样的冲突。但是相反地，威尔逊则在1917年美国参战后改变了对于德国一贯的仰慕态度，人们更多记住得是他批判德国为和平的破坏者。
伯吉斯对于德国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它的经济体制是目前乃至过去世界上所有体制中最有效率的，是真正最民主的。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像“德国化的美国”一样如此全面地普及文明成果。无论国家大小，没有任何国家的文明程度有如此之高。” 由此可以想见在伯吉斯眼中，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国家的代表。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19世纪盛行的种族主义。种族学说在当今看来更像是无稽之谈，但在19世纪却被奉为科学真理。伯吉斯对于德国的极大好感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种族理论之上。“伯吉斯认为，民族并不生来就平等……对伯吉斯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发展的最高形式，这一形式只有日耳曼民族才能企及” ，按照其种族等级的分层，站在人类金字塔顶端的应当是日耳曼民族。并且，伯吉斯认为德国与美国是日耳曼人民民主国家中最先进的一类。种族上的先天优势使得德国在面对其他国家，即便是同一时期最为强大的英国而言也毫不逊色，甚至在种族的优越性上要更胜一筹，因为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种只能被排入一等民族中的二流水准。此外，再从宪法的自由度而言，伯吉斯认为德国的体制也要远远优于“没有一丝个人自由宪法保障”的法国以及“整个权力归属于政府”的英国。相比于代议制而言，德国的专制帝权在伯吉斯眼中有了另外一种解读。在德国，专制帝权得到了很好的法律监管，它能够极好地戒除由于皇帝的个人专断或是犹豫不决导致对人民地恣意妄为。与此同时，“1888年，在约翰•伯吉斯把德国比作和平的堡垒之时，德国的外交政策重心更多地集中于欧洲事务，而且美国和‘ 德国化的美国’（the United States of Germany）之间的关系是昭然若揭的” ，这种专制帝权甚至被伯吉斯视为欧洲和平的最好保障。
尽管以伯吉斯为代表的一些亲德派从未停止对德美的友善关系大唱赞歌，但是德国的形象却未能在美国继续攀升至一种无可动摇的地步，反德言论开始在美国国内甚嚣尘上。究其原因，19世纪90年代，德国威廉二世摒弃俾斯麦一贯主导的大陆政策，开始走上世界政策的道路，德国企图超越英国皇家海军的实力，遂极力争取扩建德意志帝国海军,堂而皇之地介入国际政治，适逢美国在大平洋地区的势力扩张，两国就萨摩亚群岛（Samoa）、中国、菲律宾以及委内瑞拉等地出现了利益纠纷，并逐渐演变为小范围的军事冲突。双方原本和谐的外交关系开始出现紧张局面，在局面不断地向更为严峻的方向发展之时，德国长期以来为美国公众认可，以之作为国家进步借鉴的正面形象开始恶化，各种反德书籍在社会上广泛流传。这种恶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德国在学界的声誉每况愈下，19世纪末，美国学生为完成其政治学研究生的求学之梦，纷纷涌入德国的现象依然常见，但在20世纪初，类似于此的教育旅居现象却已经不多了。除此之外，德国的学术声誉也开始出现颓势，例如，创刊于1907年的《美国政治学评论》杂志曾刊登过一篇文章，主张虽然德国的法学学者“聪颖”和“敏锐”，但是“他们将不会对英国和美国学生的实用型头脑有什么吸引力”。 并且这本杂志的早期期刊第一次将德意志帝国刻画成与美国相对立的“独裁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