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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不堪忍受秦王朝暴政苛敛的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为自身的生计而孤注一掷，然而战争的巨大破坏力给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带来更悲惨的后果。继之而来的楚汉战争无疑使这种状况更加雪上加霜，“…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呈现出一片残败之象，社会生产残破不堪。西汉王朝是建立在古代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其存在与发展深深植根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保护小农的切身利益是西汉政府的基本国策。因此，崛起于秦末战火中的西汉王朝不仅面临着巩固中央政权的需求及防御北方匈奴的战略思考，而且更重要的是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和保护小农经济。
鉴于秦末原751国贵族拥兵自重的教训，以及关中与关东在经济力量、人口分布对比中的差距，于是高祖在五年五月下诏：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复之751岁；以赋税上的优待换取豪族强宗定居关中来充实关中地区。然而这一措施收效甚微，于是娄敬奏曰：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东有751国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安枕而卧也[3]。娄敬的建言非常明了的说出了汉初“抑豪”的出发点：即防备匈奴和巩固西汉中央政权。另一方面，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中，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和小农的生活状况，秦汉之际的大动荡给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破坏，所以汉初统治者需要稳定和保护小农经济，然而豪族强宗的存在严重威胁着小农经济，进而对其统治根基的稳固产生不利影响。为了赢得民心，巩固统治基础，实现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于是“抑豪”政策就成为封建帝王施政过程中的不二选择。抑制关东豪族，削弱他们在东方的社会基础，实现地方社会的平衡，防止豪族活动对农民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小农经济。
此外，古代中国地理区域发展很不平衡，汉初关中和关东在经济力量、人口多少方面差距明显，关东人口众多、虽然经历了战乱的破坏，但相比秦国故地来说，仍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汉初统治者承袭秦王朝以关中制关东的战略方针，就是要凭借中央政府的政治强力来充实关中，东方751国贵族后裔及功臣之家拥有很强盛的经济实力，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防止751国强宗的重新复起，他们自然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对象。
二、西汉“抑豪”的表现
西汉一朝打击和抑制豪族的措施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汉初迁徙、武帝严厉摧残、宣帝后教化政治。它们不仅实行这项政策的出发点不同，而且被作为打击对象的豪族的主要组成部分不同。下面对于三个阶段的抑豪分别进行阐述。
（一）西汉初年的“抑豪”
西汉高帝九年曾发布一项“徙关中”政令，其政治和社会意义为后世史家大加阐发。徙关中作为西汉初年甚至西汉一代最重要的政令之一，极具探讨价值。《汉书•高帝纪》所载：“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4]，《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九年”条曰：“是岁，徙贵族楚昭屈景怀、齐田氏关中”，这两条记录均反映出迁徙对象是齐、楚大族，但所说的“关中”则过于笼统。在西汉，关中或泛指战国末之秦国故地，或仅仅指关中盆地。《汉书•沟洫志》有一段记载更具概括性：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枝、非独为奉山园也。通过这些内容可以得到如下观点：西汉迁豪始于汉兴而及于后世，目的地在关中诸陵，所迁徙对象前期为齐、楚等关东大族和诸功臣家，后期为“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