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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对象中包括重新崛起的751国贵族后裔，这部分人逐渐不自觉的向王朝政治靠拢。例如：“冯唐，祖父赵人也。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郎中署长，事文帝；廉范，赵将廉颇之后也。汉兴，以廉氏为豪宗，自苦陉徙焉。世为边郡守。”这些人大部分的身份都经历了由贵族到平民的蜕变过程。直到西汉中期以后，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才消失。
汉高祖在位期间迁徙关东豪族的原因：一是削弱东方诸侯王的地方势力；二是为了增强关中统治中心的经济力量；三是防备匈奴，白登之围以后，匈奴日益逼近成为一大忧患，迁徙豪族有屏卫长安的战略意义。
从汉初国情来看，对朝廷威胁最大的莫过于刘邦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这些人是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笼络人心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些被封的异姓王的根基主要集中在关东地区，高祖排除阻力，采取强制迁徙，直接目的是削弱东方诸侯，并增强对关东地区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自从战国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土地私有制的逐步确立，关东大族广泛从事于私营工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和土地资源，人口众多，经济成就高，将他们迁入关中，可以为关中地区带来巨额财富，增强中央统治中心的经济实力。正如古语所言：此强本弱末之术也。
文景之际，“顺民之情与之休息”成为此时的治国方略。《盐铁论•复古篇》说：“往往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家，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5]。豪族获得迅速发展壮大，然而此时由于中央政权与王国的冲突日益表面化，而诸侯竞相徕民以自强，其所盛养之“客”多是豪杰游侠一类，他们投靠诸侯王来求得功名利禄。淮南王刘长“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予财物爵禄田宅，爵或之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梁孝王刘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士莫不至”。诸侯王国成了关东地方势力的“避风港”。
但是，“七国之乱”后，诸侯王从此一蹶不振。更重要的是，随着诸侯领地日小，权势日弱，他们基本上丧失了保护各种社会势力的能力，更不用说为豪族阶层、游士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了。因此，豪族地方势力也就再度成为中央王朝“重点关注”的对象。
(二)汉武帝时期的“抑豪”
汉武帝实施对豪族势力最严厉打击的做法：
1、继续通过强制迁徙手段，抑制豪族社会势力的发展
史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徙郡国豪杰及訾三百万以上者茂陵”。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徙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武帝以来，王国问题已不再是王朝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弱枝”应主要是针对关东地方社会势力而言的。对于这一点，武帝时期的中大夫主父偃一语中的：迁徙关东豪杰兼并之家于关中，可“内实京师，外销奸猾，此所谓不诛而害除”。
2、通过设置刺史，加强对地方政权及豪族势力的控制
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将全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称之为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负责监视州部内之郡县，并以“751条问事”。这751条是：
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751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很明显，第一条是直接针对地方豪族的，第751条也与强宗豪右有关。这当中，第一条主要为了限制豪强兼并土地，防止其经济膨胀后危害地方；第751条则是防止豪族势力与地方官吏结合干扰地方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