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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德法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难以弥合。正是在两国之间的对抗方式愈加复杂、对抗程度不断加深而陷入历史的怪圈难以自拔之时，二战结束，多种因素和压力共同促成了双方关系的变化，两国关系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和解与互信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主基调。
二、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战后国际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这是阿登纳产生和解思想最主要的外在因素。二战结束后，美苏盟国关系迅速破裂，两大阵营形成，东西方展开全面对抗，旧的国际格局被打破，新的国际格局确立，美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欧洲诸国空前削弱。这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这些都构成了德法和解的外部环境。
曾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国际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基本的结果是改变了旧的力量格局，一些力量大致相等的国家有可能建立一种均势，并防止其中任何一国统治欧洲，从此以后均势概念只在世界范围内才适用，在东西方分裂以后以美国和俄国作为两极才能表达这种概念”[10]。欧洲已不是世界的“经济政治中心”，甚至战后的欧洲已经变成“一个军事真空,一个经济真空,一个精神上的真空”，美国感觉自己‘必须迅速填补这个真空[11]。新的世界政治格局形成，两个阵营之间的争斗日益尖锐化。苏联力量的增长,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席卷欧亚，这些都让西方感到极为不安。美国学者弗莱明写道, “共产主义的扩张以及在各地对自由的威胁成为当今压倒一切的问题”[12]。
由于美国政治影响力、经济力和军事力的迅速膨胀，使得美国上层感到有必要来领导世界，“必须对俄国扩张影响加以遏制”[13]。于是美国开始推行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振兴和发展欧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最重要的环节。为此美国制订了一整套计划来推进欧洲的团结和稳定。随着美国推行全球战略，其对德政策逐渐发生变化。之前美国倾向于分裂和削弱德国,甚至赞同“使德国成为一个低级的国家，尤其是使它成为一个农业国”[14]。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吹响了冷战的号角，杜鲁门主义也随之开启了遏制政策。西方学者指出“杜鲁门主义是一个转折点，这一改变对盟国的对德政策发生了根本的影响”[15]。此后，美国一反严惩德国的强硬立场，开始大力扶植拉拢德国，竭力把德国纳入西方国家阵营，使之最终为美国的冷战政策服务。如果国际形势不发生变化，国际社会继续打压德国的话，德国想取得对法和解是不可能的。这是阿登纳的和解思想得以产生的最主要的外在因素。
三、战后德国的分裂与力量的削弱
战后德国的现状也让阿登纳不得不选择和解，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策源地和最终战败国，战后德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分区占领使其四分五裂，冷战又使德国处于东西方对峙的最前沿。联邦德国自创建之日起，即面临重重困难：
政治上，西德虽有政府却没有完整主权，美英法以《占领法规》确保其在西德的最高权力。《法规》规定西德的国防、外交、外汇和外贸必须接受盟国的管制，立法、行政和司法也须接受盟国的监督；西德的根本大法《基本法》明确规定国家只是一种临时的安排，联邦德国的建立只是“为了建立过渡时期国家生活的新秩序”[16]。经济遭到严重打击，战后初期30%到40%的工厂已经停产，盟国对其工业进行了严格管制，执行意在使德国丧失工业生产能力的设备拆迁计划，德国的经济近乎崩溃。
国际上，民族形象已被破坏，德意志民族主义因被纳粹利用而声名狼籍，周边国家对其疑虑重重，时刻警惕德国的动向。战败的屈辱、国家的分裂、加之困苦不堪的生活，这一切都使得德国民众的理想和信念彻底动摇。这让阿登纳政府面临着尴尬处境：一方面主权不完整，经济几乎瘫痪，迫切要求获得完整主权和增强经济实力；但另一方面，德国欧洲中心的地位和两次挑起世界大战的经历，又让邻国害怕其实力增强，任何试图提高德国国家地位的做法，都会立即遭到法、比等邻国的强烈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