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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德国面对着满目疮痍的经济、痛苦绝望的心态以及关于如何振兴国家的忧虑，德国向何处去？这是政治家们要思考的首要问题。德国因分裂而大受削弱,也为和解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戴高乐曾说过,“在分裂以后，德国再也不是称霸世界的强大可畏的国家了”[17]。这都表明德国的削弱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恢复国家主权和复兴经济，其首要条件就是要求得对法国的和解。只有彻底的恢复经济，才能恢复人民的信心。此外，联邦德国在外交上也相当艰难。“在1949年9月20日正式组成的第一届政府中，没有外交部”[18]，因为“外交事务属于三个占领区盟国高级专员委员会的权力范围”[19]。
这一切都使得联邦德国执行了靠拢法国、有利于法德和解的政策。不过实施这些政策都是以选择西方和依靠美国的帮助为前提的。在联邦德国看来，美苏英的实力与国际地位绝非德国所能企及，而法国则不然，法国需要德国，德国也需要法国。阿登纳的对外政策正是从德国战败分裂削弱并受控于美国的这一现实出发的，同时这也反映了苏联力量的极大增长。这些使得德国要同时与苏法对抗或保持中立的做法都不可能实现，所以阿登纳提出了西欧联合和法德团结的建议，被称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支柱。
联邦德国要完全恢复国家主权，获得平等的权利，必须首先取得法国的谅解。历史与地理等诸多因素使得法德利害关系最为突出,法国对德国最为敌视，态度也最强硬，作为二战同盟国和欧陆大国，它在德国问题上依然拥有相当程度的发言权。要想改善战后欧洲的国际关系，德国必须首先同法国解决一系列敏感问题。要改善德国形象，取得应有的国际地位，必须依靠法国。但德国两次发动世界大战，法国都首当其冲，因此对德国怀有极深的疑虑，假使德国不能取得法国的谅解，当然也难以获得其他欧洲国家的原谅。尽管法国仍持保留态度,但联邦德国不放弃任何能利用的机会。
联邦德国也从未放弃重振大国地位的雄心,不甘受美国掌控，沦为超极大国的附庸。阿登纳认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能单独地在世界经济或世界政治中起作用，只有欧洲成为一体，才能使欧洲国家重新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占有一个席位[20]。而法德的和解则是欧洲联合的核心内容。不仅有其可能性，而且具有其现实性。“法德之间肯定缺少浪漫主义的爱恋，但相互的利益存在于密切的合作之中，法德的结合是相互需要的联姻，其结果仍将是幸福的”[21]。这些都说明德法和解是可行的，是有利于两国人民的。
四、阿登纳的个人因素
在两国和解的过程中，阿登纳的个人因素极为重要，阿登纳本人的出身和经历，对于和解思想的催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从小生长的莱茵地区在政治观念上比较倾向于西方，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和西方自由民主的观念早已在头脑中深植，“毕生力求不违背他所理解的基督教义，按照基督教义的精神想事和行事”[22]，他还特别厌恶军国主义的普鲁士精神，对极权统治深恶痛绝，认为就是极权把国家和人民引向了万劫不复，当然这也使他屡遭纳粹的迫害。以上都使他认为，德法两国之间尽管存在对立，但还是有着共同的需求和利益，存在着达成和解的可能性。特别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极权统治的思想使他走出了历届德国领导人上台后必然要向法国实施复仇的怪圈，愿意寻求用和平和解的方式来解决两国之间的问题。
早在1917年阿登纳就当选为科隆市长，二战结束后，他再次担任科隆市长。这让他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在工作中他有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和极强的耐心。有人曾说“阿登纳最伟大的品质之一是耐心。他行动的格言是宁可缓慢些，也要有把握”[23]。这些品质使得他不注重于形式，可以冷静下来实事求是的分析两国对立的原因，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同时他又极富耐心的一步步谋求与法国和解。早在他首次担任科隆市长时就曾“多方设法谋求改善同法国的关系”[22]。毫不夸张的说，阿登纳本人在德法和解的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没有他的主导，至少不会取得如此令世人瞩目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