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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歌颂了两位领导人的杰出智慧
（1）志向远大。“《<诗•关雎>序》称‘在心为志。’‘志’是人的心意所向，立志是一种人生智慧。”[3]陈涉，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受压迫剥削的农民，他不甘自己的命运就这样被人奴役和驱使，一心想要改变自己的低下地位。他把嘲笑和讽刺当做一种指引人生航程的动力，经过努力、奋斗，不仅建立了“张楚政权”，拥有富贵的生活，而且更有开农民起义战争先河的壮举。如果他只甘心做一个农民，又哪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2）注重舆论的作用、群众基础和品牌的力量。陈胜、吴广通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已经是走投无路了，“等死，死国可乎”。单凭陈胜，吴广两个人即使杀了将尉，又怎能率领起这九百人的戍卒队伍。面对鱼龙混杂的戍卒队伍，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威信，这两个人只能是拿起鸡蛋碰石头，于是利用当时的文化观念，制造了“鱼腹丹书”，“狐鸣丛祠”等一系列天降祥瑞的假象。还有就是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天下苦秦久已，民间尤其是东方751国对秦的敌视、不满和矛盾，树立陈胜良好的形象和威信。其次，注重群众基础。“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 [1]，这是一个良好的条件，如果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些戍卒们肯定会为我鸣不平，甚至会揭竿而起。吴广充分利用自己在戍卒中的威信和群众基础，制造与将尉的矛盾，激起戍卒们心中的不满情绪，善于抓住机遇，顺利暴动。最后，陈涉吴广两个人“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 [1]地位低下，怎能领导戍卒，给人以信服的力量，无疑公子扶苏，项燕这两个人是很好的两张名片。于是“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倡” [1]，充分利用品牌的力量，领导九百个戍卒们起来反抗秦王朝。
《陈涉世家》中司马迁正是借对陈胜、吴广发动的起义的生动表现和对陈胜吴广反抗暴政的造反精神的歌颂寄寓了鲜明强烈的反强暴意识。关于李陵投降的问题，司马迁憎恨官场的黑暗对李陵的遭遇充满了同情，对官吏们的落井下石充满了愤怒，只是仗义直言了几句话，没有想到因此触怒了汉武帝。司马迁由于受到了“李陵之祸”的牵连，身陷囹圄，本来可以用钱赎罪，可是因为家里贫困，没有足够的钱来赎罪，被处以宫刑。而本文《陈涉世家》的创作恰好在作者遭受宫刑之后，难免寄托了作者的个人色彩，表达了对现实不满的强烈反抗。
“司马迁不仅继承了儒家民主性的精华，发挥汤、武革命的观点，并且与时俱进，提出反暴政的思想。”[4]在这篇《陈涉世家》中，司马迁以比较客观的态度评价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反秦暴政的农民战争，肯定了战争的合理性。陈胜所提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正是作者司马迁内心的真正呐喊吗？同时司马迁敢于打破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将陈胜写入世家，就不仅仅表现作者对两位领导人的赞美，也从侧面体现了作者的反强暴意识，“是中国古代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文学传统的突出表现。”[5]
（二）反强暴意识及对起义失败的同情与惋惜
司马迁通过《陈涉世家》表达了对陈胜、吴广起义失败的同情与惋惜。在《史记》中有不少地方写到农民的起义战争，但大多都被称为“盗贼”，而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对两位领导人的反抗斗争是比较同情的。“他不仅不把两位领导人冠以‘盗贼’之名，反而多次称为‘陈王’，并且对他的失败流露了惋惜的情绪”[6]。如“周文自刭，军遂不战”，一般认为在这里应该描写秦军如何屠戮起义军的，可是作者在这里却说周文自杀以后军队就不打仗了，委婉地表达了战争的失败。还有就是“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这句语气比较低沉，节奏比较缓慢。司马迁通过这种低沉的语气描写，营造了一种感伤的气氛，使读者对起义首领的逝去有一种惋惜之感，无不表达了作者对起义的同情及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