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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借古讽今，鉴秦亡而行仁政
公元221年，秦王嬴政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不必说为了防御北方匈奴而修建的万里长城，也不必说建设穷奢极丽的阿房宫，更不必说修建骊山墓，所有这些虽然有的起到了一点作用，但几乎都是劳民伤财的工程。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至于“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似乎是一粒火星，点燃了这个火药桶，于是“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 [1]。物极必反，如果不是走投无路，如果不是深受压迫和剥削，陈胜一个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迁徙之徒，怎敢拿自己的性命灭掉了751国的秦帝国相抗衡？老百姓又怎么会“一呼百应”？还有就是“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二世杀之”；“公等遇雨，而戍死者固十751七”；“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等等，这些都生动直观地表现出了秦王朝的残酷统治。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这个亘古不变的基本矛盾，一直贯穿在西汉王朝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中，“所以司马迁写《陈涉世家》也不无以亡秦为戒之意。”[7]。
作为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汉武帝统治期间，西汉国力最为强盛，经济达到了快速发展的地步，但是各种矛盾也日益激化。劳动人民负担及其繁重，所受压迫剥削也极其残酷。在西汉帝国一片繁荣景象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长期的对外战争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特别是汉武帝的巡游和挥霍，加重了人民赋税徭役的负担等等。在公元前九十九年，爆发了南阳的梅免、白政等为首多地农民起义。
“秦统一全国之后，继续以无休止的傜戍役使人民，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8]秦朝的灭亡，是由于秦朝的暴政导致了民怨，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司马迁是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他非常羡慕文景之治时期的社会风貌，并对这段时期的两位帝王给与了很高的评价，其主要原因是两位帝王在自己的位置上重视休养生息，重视民生。司马迁通过对这次反秦战争的描写旨在告诉当朝统治者要吸取秦亡教训，施行仁政，巩固汉朝统治。
（四）揭示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1.缺乏先进的理论作指导，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
陈涉虽有“鸿鹄之志”，也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反叛意识，但所有的这一切似乎都立志于改变自己的低下地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并没有从实际出发为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考虑，也并没有反映广大农民的愿望。特别是战前准备准备阶段，虽然能够审时度势，但是过于相信迷信鬼神的力量，虽然能在戍卒中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一旦这些戍卒明白种种天降祥瑞的事情只是陈胜、吴广发动起义的一个幌子，将是一种极不稳定的因素，对革命的长远发展不利。
不仅仅因为相信迷信，更反映在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陈胜年轻的时候，虽然提出“苟富贵，无相忘”,可当陈胜陈王后，地位的提高使他在面对同伴的时候有了异样的态度，仅仅是因为昔日的同伴向别人说了自己过去的事情就就不能接受杀了自己的同伴，导致“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 [1]。我们可以看出陈胜的失败，败在脱离了群众，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2.领导者骄傲情绪滋长，用人不当，冷酷无情
当攻下陈县之后，陈胜没有利用当前革命的良好形势继续战斗，而是急于称王称帝，建立政权。不仅仅如此，还兵分三路扩大自己的领属范围。用人不当是导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葛婴在东城的夺权；还是周文的骄傲自大，目空一切；还是朱房、胡武的重用都加剧了起义军内部的分化，进一步削弱了革命的力量，加剧了革命的失败。同时，人的私欲一旦满足之后，其世界观、人生观将会朝着恶性的方向发展。陈胜年少的时候极力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旦满足自己的私欲就忘本了。如当田臧等人谋杀了吴广后，将吴广的首级呈给陈胜时，他不仅无动于衷，甚至“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 [1]，其冷漠程度不言而喻。再说另一支邓说领导的起义军，兵败投奔陈胜时连问都不问就把他杀了，这样的人和秦始皇似乎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