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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期，约公元690年，武则天即皇帝位定都洛阳，称之为武周“神都”。从此政治中心逐渐东移，洛阳占据了东都的重要地位。东都陈设大都比较西京而制，朝廷官员设置皆有渊源。武则天执政21年期间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措施，洛阳已逐渐形成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军事中心以及文人向往的文化思想中心。此外武后极为重于文学，曾下令完善科举制度，殿试、武举都是武则天所开创的。武则天大力发掘人才，着重提拔科举出身的官员。改革时弊，建立以文章取士的制度，使出身寒门而才学非凡之人得以施展才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取士观念在武后这里被彻底破除，但凡才学出众，皆得武后赏识。此举极大的鼓舞了诗人学士的创作激情。武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为，更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学士聚集于东都。武后热衷开办文学酬唱会或者宴游，在会上或游览之处进行即兴诗歌创作，各种的诗歌酬唱宴会以及随驾宴游都极大的促进了诗歌创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量可谓壮观。较著名的有龙门夺袍，昆明湖宴游等。此外，在《唐诗纪事》中可以找到大量的像这样的文学酬唱宴游应制奉和之作。由于东都洛阳文学活动的频繁，武后时期洛阳文学发展的盛状是无以比拟的。
初唐时期的都城与诗坛中心都在长安和洛阳，诗歌的进程也就取决于京洛中心。以上通过对活跃于武后时期洛阳诗坛核心群体宫廷应制诗人的选取典型介绍以及深层探究，可以看出初唐时期这些活跃于文坛的应制诗人群体是极为发达的且朝野外无一可与之相比的。由于唐朝自初建就较为重视文化学术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相一致，故初唐的文学繁荣并非偶然，而是具有充足的先决条件。
我们可以从卢照邻所作的《结客少年场行》中窥见当时的洛阳盛景，“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此一言‘洛阳富财雄’细细品来即可看出当时洛阳城的地位。洛阳不仅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最为重要的则是洛阳作为文化中心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
二、初唐时期洛阳的重要诗人
武后时期，活跃于洛阳文坛的诗人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本文只着重分析太宗时期的宫廷诗的领袖人物上官仪以及武后时期于洛阳频繁出入宫廷文会，在京洛文坛上较为活跃的宫廷应制诗人张说（洛阳人）、“文章四友”中的杜审言、“沈宋”以及刘希夷、陈子昂。
（一）重要诗人
1.宫廷诗巨星——上官仪
上官仪生于江都，曾经生活于南方寺院，南朝文化和宫廷诗对上官仪的影响以及潜移默化在其诗歌创作中可见一斑。太宗对其文才甚是欣赏，今存诗二十首，大都是奉和应制之作。上官仪擅长五言，注重格律，诗歌内容大都是粉饰太平、赞扬圣德、注重形式的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因其位显，时人多仿效，世称“上官体”。他又归纳751朝以后诗歌的对偶方法，提出751对、八对之说，代表了当时宫廷诗人的形式主义倾向，但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入朝洛堤步月》是上官体较好的代表作。而《八咏应制》则是典型的宫体诗。《全唐诗》录其诗1卷。 其是初唐宫廷作家、齐梁余风的代表诗人。
2.洛阳诗人——张说
张说河南洛阳人，其诗歌创作在初唐时期还是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的，张说为文“属思精壮，长于碑志，世所不逮”[1]。其在政治上占据特殊地位，《全唐诗》评价张说“发明典章，开元文质彬彬，说力居多”[1]。张九龄称其“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而风雅陵夷，已数百年矣。时多吏，摈落文人，庸引雕虫，沮我胜气。邱明有耻，子云不为。乃知宗匠所作，王霸尽在，及公大用，激昂后来，天将以公为木铎矣”[2]。这些话虽然有赞美之意，因此也可以看出张说的重要地位，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文坛的关键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