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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夏商之时，华与夷的概念就出现了明显的区分。《尚书•禹贡》中有“岛夷卉服”、“莱夷作牧”、“淮夷”、“和夷底续”、“西戎即叙” 的记载。由此可见，到夏朝时，华夷观念已经被用于政治势力的区分。
而在周朝时，与“华夏”这个词相关的是“中国”一词。在此时，“华夏”的含义转化为中原和华夏一族的寄义，与“中国”所代表的意义相同，如“皇天既付中国民 ,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德以柔中国，邢以威四夷” 。但是在周朝时，四夷的判定主要是由文化习俗的不同来判定的，只是恰好处于四个方位罢了。《礼记•王制》记载：
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狄，被发衣披，有不火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因而虽然文字中体现出华夷之别地里的差异，但在笔者看来这只是由地理差异和交通不便所导致的文化习俗的不同，地理之别只是表象。夷夏之间的区别此时主要是“文野之分”。
但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分封制崩溃，诸侯争霸的开始，周王室和诸侯国难以完全控制夷狄。而力量和财富的不对等，使各诸侯国之间和华夏族与夷狄之间纷争不断，因而呈现出大国争霸的局面。孔子作为周礼的推崇者，认为这是周朝礼乐制度崩溃的的结果,因而他主张利用周礼来恢复社会秩序。“周礼”是周朝的日常规范，但同时也是周朝文护其统治而制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制度。由于力量的变化而导致的纷争不断，社会十分动荡。因而在孔子看来，要稳定社会秩序，首先要“明华夷之辨”。孔子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原因在于夷狄文化没有中原文化先进。他提出“裔不谋夏,夷不乱华” ，是反对夷狄实力强大而进入华夏地盘并立夷狄之人为华夏之主，同时也反对中原各诸侯借助于四夷力量、干涉中原内政,破坏华夏礼仪文化。《春秋》是孔子“明华夷之辨”的代表作,董仲舒曾评价:“《春秋》之常辞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国为礼。至之战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今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故移其辞以从其事。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姚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是以贱之,而不使得与贤者为礼。” 在孔子看来,楚是夷狄,但对待郑国行为契合周礼的内涵，因而他将楚国纳入华夏一族当中。由此可见，孔子将“华”与“夷”的区分确定为“善善之心”和“救民之意”，而这正是华夷之别以文化为标准的体现 。通过孔子的华夷之辨，华夷之分以文化为标准被确立下来。
而自战国初期华夏文化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整个华夏区文化统一的趋势已经出现，这也是与春秋时期的华夷斗争趋势最大的不同。其实从春秋中期开始，华夏文明的优势在华夷争斗中凸显。而在孔子华夷之辨后，尊夏贬夷、以夏变夷等观念被确立下来。当然，夷狄同样也开始通过学习华夏文化将自己纳入华夏当中，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和地位。这样，以华夷观念为基础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系统被确立下来。
而自秦汉统一以来，以华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不断增加，再加上强盛的国家往往支持华夏文化，逐渐形成了拥有华夏文明的大一统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华夷观念有了新的变化。华与夷的区分不再只适用于汉族与其他各族之间，而是开始用于大一统的王朝与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之间，成为各个政权之间的斗争工具。尤其在唐朝及其以后，这种状况尤为明显。而华夷秩序也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