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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因为自小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他的内心深处对封建礼教道德规范的束缚是印象深刻的，所以他深知农村女性生活的艰辛与不易。说起自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莫言直言，对于女性的描写和把握都是自己结合现实想象出来的，他从故乡的一切原始经验出发，描写了一系列既质朴又美丽的女性形象。通过对身边那些平凡女性日常生活的观察，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才能栩栩如生，身边所熟悉的大娘、大嫂、大姐，都是他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原型。莫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其实可以解读为温柔敦厚，坚韧顽强而又生生不息的民间大地的形象。莫言通过对作品中女性生活的艰辛和苦难场面的描写，表达出了他对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深切关怀，以及他对大地和故土的深切眷恋。
（二）个人经历
从莫言个人经历来看，他童年时期特殊的生活环境和经历，对他的创作也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他出生于一个兄弟姐妹众多的普通农民家庭，因为小时候不讨人喜欢，很容易被家人忽略。童年生活的孤独，令莫言极度渴望别人的关心和爱护，但是他却总是受到男性的欺侮，而女性对他总是温柔、善良和友好的，所以他内心深处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和依恋。在莫言的记忆中，母亲对他的关怀是他最初爱的记忆，在灾荒年月里，母亲哪怕自己饿着，也要让他吃饱饭。母亲的温柔慈爱，使莫言一早就领略了人世间的温情，因为有了母亲的爱，才使得幼小的莫言得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生存。在他的记忆中，母亲一直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母亲就是高密东北乡所有女性的一个缩影，所以母亲形象是莫言作品中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通过对作品中母亲形象所表现出来的坚韧顽强、宽容忍耐等性格特征的描写，歌颂了以母亲为代表的女性的伟大。
莫言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女性崇拜者，他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最喜欢美丽、善良、质朴的女性。他的作品中之所以出现大量的女性形象，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莫言的整个少年时期都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在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社会的骚动不安和人性的泯灭，看到了那些在苦难中挣扎的女性一次次把男性破坏了的家园重新建设起来。在莫言的印象中，“男人是破坏者，女人是建设者”，[1]女人比男人更能忍受苦难。少年时期的这一经历或许成为了后来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创作的重要源泉。
莫言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是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女性，他对这些女性形象的描写，一般是从她们的苦难生活中选取一个特殊片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些女性生存和命运演变的深切关注。她们的理想、追求以及她们在人生中的挣扎、呼喊，都让人觉得真实感动，其中有些女性形象可谓令人记忆深刻：冲破传统伦理束缚、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的“我奶奶”戴凤莲；淫艳妩媚、大胆泼751的“狗肉西施”孙眉娘；坚韧顽强、生命不屈的上官鲁氏；孤傲冷艳、叛逆倔强的孟喜喜；狂热执着、强势冷漠的“姑姑”，她们如烈火般热烈，似野玫瑰般芬芳，像静水般温柔。农村生活的苦难，赋予了这些女性顽强的人格意志。她们虽然不如《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般婀娜诗意，但是她们凭借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顽强不屈的人格品质，洒脱不羁的精神追求，浪漫曲折的人生传奇，以及自身所蕴藏的自由活泼的民间文化力量，也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她们绚丽多彩的身姿。
二、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特点分类
莫言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人物形象：如《红高粱》中的“我奶奶”戴凤莲，《檀香刑》中的孙眉娘，《冰雪美人》中的孟喜喜，《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蛙》中的姑姑等。细读文本可以将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两类：叛逆的女性形象和顽强的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