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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论文语言虽然简短但是气势十足，刚劲奇峭，例如《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是当时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反对变法。在神宗熙宁三年二月写的信中，认为增设推行新法的官吏是“侵官”，变法图强是“多事”，整顿财政是“征利，而坚持改革是“拒谏”。王安石在回信中逐一反驳。一开始就说“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对司马光的责难回击说：
盖儒者所重，尤在于名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谤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
理直气壮，在变法问题上寸步不让。反驳对方的四个论点时，所费笔墨极少，一语破的。并且反戈一击，批评保守派人物说：“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 又以古代盘庚迁都引起百姓朝臣反对为例，进一步表明他改革的决心。最后郑重声明“如君实责我以在为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毫不含糊的拒绝了司马光的责难，充分显示出其胆识和魄力。就像刘熙载在《艺概》中所说“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故其辞锋犀利，笔力峭拔，气势刚劲，确实有文如其人之感。
（二）多种多样的论证方式
王安石政论文的论证方式多种多样，无论是比喻论证、借古喻今一类的常见手法，还是通过重新阐释先秦诸子经义来论证自己观点的手法，都有其独到之处。
比喻论证也是文人较为常用的一种论证方式，王安石自然也是这方面的高手。例如在《材论》中他反驳“人之有异能于其耳，犹锥之在囊，其末立见” 这一观点时说：
驽骥杂处，饮水食刍，嘶鸣蹄啮，求其所以异者，蔑矣。乃其引重车，取夷路，不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至矣。当是之时，使驽马并驱，则虽倾伦绝勒，败筋伤骨，不会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不可及也。
王安石并没有长篇大论的摆出自己的想法，而是找其要害打了个比方，让对方来解释，以静制动，这个比喻论证用得令人佩服。
王安石政论文中还有少数是全篇为喻的，即全文都表现出一个寓意，较为典型的是他的《芝阁记》。文中讲述了芝在不同时期的遭遇，真宗时，因为“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之士不辞辛苦以求之，于是身价倍增；仁宗时，却“销藏委翳于蒿藜之间，而山农野老不复知其为瑞也。” 全文通过以芝为喻来表现对士的命运的感叹，寓意深刻，就像林纾说的：“不是为芝而发议，一眼专注人才之显晦及王道之兴废耳。”
古人常常以史实论政，以增强文章的可信度，王安石也不例外。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说：
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贤者伏匿消阻而不见，在位无复有君臣之义、上下之礼者也。当是之时，变置社稷，盖甚于弈棋之易，而元元肝脑涂地，幸而不转死于沟壑者无几耳……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谋，当时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仅有江左者，二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