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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追求平等的意识
李清照和张爱玲所处的都是男尊女卑的年代，男权统治下女性是没有地位而言的。在那样的社会意识主导下，女性都是男性的附庸，是属于从属地位的。她们不得不接受男性的制约，接受自己的角色和地位，平等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是件奢侈品。然而生活在宋代的李清照和四十年代的张爱玲却以她们率真，叛逆的个性在其作品中以反传统的姿态表露出了女性要求平等的意识。李清照的《一剪梅》这首词是婚后所做，词中抒发的是她对丈夫深深的思念之情。李清照与赵明诚曾有一段时间经常聚少离多，她就把对丈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寄托于词作之中。“云中谁寄锦书来？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不仅反映了李清照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更表达了她希望丈夫给予她同样思念的渴盼，这不仅仅是处于深闺之中的少妇独自思念丈夫的方式，更提出了对爱情中男女情意对等交付的要求，她的这种意识表露在封建礼教极为盛行的时代，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一种本能觉醒。而同样要求平等的意识在四十年代张爱玲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张爱玲的成长经验来看，要求男女平等的思想在她心中很早就有了萌芽，而且慢慢滋长。在张爱玲的散文《私语》中曾写到小时候带她的女佣何干经常被带她弟弟的女佣张干欺负，原因就是因为张干照顾的是男孩，而何干照顾的是女孩。这种发生在她身边的男尊女卑的事情使她在小时候就意识到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反抗男尊女卑的经验，使她在童年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男主女从的问题。”[2]因此她说：“我很早就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要锐意图强，无比要胜过我弟弟。”张爱玲的自尊心和生活的环境让她对于女性所处地位的特殊性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
平等自由的女性意识不仅在她们的作品中清晰可见，而且从她们自身的生活经历中也让我们看到了平等和自由意识的可贵。李清照晚年被骗嫁与张汝舟，遭受折磨，最后她鼓足勇气与张汝舟离婚，自己因此而遭受了牢狱之灾，在古代女子的婚姻本就是没有自由的，更何况自己提出与丈夫离婚的举动是超前的。和李清照一样，张爱玲也遭遇了不幸的婚姻，嫁给汉奸胡兰成，最后也提出与他离婚。她们追求平等，渴望自由，都勇敢地挣脱了束缚自己的不幸婚姻的枷锁，体现了女性发现自我、追求自我的精神诉求。
（三）大胆叛逆的意识
李清照和张爱玲都处在男权为中心的时代，女性常常被禁锢在三从四德的伦理道德下。在宗法的男权统治下，女性通常是被拘禁在闺阁空间中，没有地位，情感被压迫，不能抒写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李清照和张爱玲以其直率，坦然的个性大胆地向这一传统挑战。她们把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生活的体验都真实的表达了出来。李清照自幼受到父亲李格非和很多学士的影响，从小就养成刚直、勇敢的性格。她自尊、自傲、大胆，不愿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藐视那些卫道士们，直接描写女性闺阁中的情爱。《丑奴儿》中的一句:“笑语檀郞：‘今夜纱厨枕簟凉’”，描写了一位柔媚女子在爱人面前的千娇百魅，她的这首词在当时遭到了文人们的批判，说她的词是：“闾巷荒淫之语。”和《丑奴儿》为姐妹篇的另外一首词作《减字木兰花》是一首反映清晨夫妻恩爱的场景。作品描写了清晨丈夫和自己的闺房之趣，买来花让丈夫看是人漂亮还是花更美。北宋时期封建礼教以对女性的束缚极为深重，李清照敢于把闺房感受大胆的表达出来这正是对礼教的一种挑战。张爱玲也在其短篇小说中用第一人称融入自己的生活体验来写女性的性欲苦闷。她在《娥》这篇小说里描写了一个深刻至极的女性形象。她竟这样不顾一切的再三大喊“我要！我要!我要呀!”张爱玲通过这个如此逼真的女性形象喊出了女性的性欲需求。李清照大胆描写的是闺房之乐，张爱玲大胆塑造的是一个女性的性欲苦闷，正是她们的这种生活经验，才描写得如此形象、真实，让我们看到了二人大胆叛逆的女性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