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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上体现着朴素、勤俭的本性。小说中白嘉轩的门楼上挂着朱先生题写的“耕读传家”的门匾，他也以此来教育后代要勤俭持家，踏踏实实做人。这块门匾可以看作是白嘉轩农本思想的标志，他热爱劳动，热爱土地，在他身体残缺后，依然拄着拐杖，跟着鹿三下地，看着鹿三在地里来回的跑白嘉轩心里更想犁地了，在鹿三回犁的时候，白嘉轩扔了拐杖，一把抓过犁把儿一手夺过鞭子，就亲自犁地了，一种舒心悦意涌上了心头。从那种舒心悦意中，我们可以看出白嘉轩对土地有多么的热爱，在身体残缺之时也忍不住对劳动的热爱。小说也多次写到白嘉轩干农活的情景，这都充分体现了一个农民对土地特有的感情。在白嘉轩的眼里，土地是发家致富的根基。在李家寡妇卖地的事件中，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了751分水地而大大出手，最后两家还闹到官府打官司，为了得到这751分水地，他们宁可反目成仇，扬言不惜一切代价打赢官司。由此可见，土地对于白嘉轩的重要性。
农本思想还渗透在白嘉轩的人生态度上，“他不愿意与统治者同流合污，始终坚守着‘学为好人’的人生信条”。[8]正是传统的农耕文化造就了白嘉轩的“好人”理念，这也是普天下农民所具有的本性。在白鹿原他拥有族长的地位，更有机会接触到统治阶级，然而，他却屡次拒绝做官，这一点与鹿子霖形成显明对比。鹿子霖热衷于参加政治，喜欢出人投地，没有白嘉轩的性子。在田福贤让白嘉轩出山时，白嘉轩却说：“我本来都没有进山嘛”把田福贤挡在门外，最终也没有答应田福贤；而鹿子霖为田福贤没有通知他去开会而灰心丧气，接受了冷先生的劝说在家呆了三天就坐不住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鹿子霖要做的是统治者，而白嘉轩始终要做的是“仁义”为本的“好人”，这种思想正是农耕文化下的农本观念。
然而，白嘉轩身上的农本观念也有着局限性。他率先在白鹿原上种植鸦片，使鸦片种植盛行一时，鸦片带来的巨大利益驱使着人们开始大面积种植，这必然对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同时，这种落后性还体现在教育观念上，虽然他致力于兴办学校，但在社会变革的现实面前也表现同样的落后性，他让子女接受教育心中想的是考取功名，当这种功名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时，便让孝文、孝武回家务农去了；在白嘉轩的眼里，读书只要明理就行了，回家务农才是根本，才是始终不变的正道，这也充分符合他“耕读传家”的人生理念。这种观念还表现在对二姐夫的态度上，当二姐夫回家穿着制服，留着鸡冠头，白嘉轩却根本不屑一顾，心里想的是你个做皮鞋的就是穿上制服也还是个皮匠。从表面上看是对二姐夫穿的制服不屑一顾，本质上却是对商业的鄙视及对农耕文化的肯定，这也恰恰符合白嘉轩的“耕读传家”的农本观念。
总之，这种农本观念在中国广大农村被视为一种正统地位，也反映着人们对农耕文化的肯定。
（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
在《白鹿原》中，作为地主阶级代表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的斗争贯穿始终，两家的斗争刻画了深刻的社会意义，体现了地主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质上是为了争夺宗法制的文护者和体现者。
首先，作为族长的白嘉轩，经历了751娶751丧、花光了家里几十年节俭下来的钱财；而此时的鹿家拥有者白鹿原上最漂亮的四合院，有两个儿子，人丁兴旺，这与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连鹿泰恒也认为白家不是鹿家的对手了。然而经过白嘉轩设计占有鹿子霖的坡地之后白家开始走向了转折，在换地过程中鹿子霖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但他把买地者的得意和激动彻底隐藏起来，刻意表现出对白家兄弟的不幸遭遇的同情和体悯。随后鹿子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掉白家的界石开始打井，表现出的完全是胜利者的姿态。这时的白嘉轩根本无心顾忌族长的地位，而鹿子霖正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争夺统治权。后来李家寡妇卖地，白鹿两家为了751分水地而大打出手，毫不相让。回家后，鹿子霖愤怒的向父亲诉说了卖地的过程，认定这是白嘉轩给他“跷尿骚”。白嘉轩也觉得鹿子霖的做法是往自己脸上撒尿。751分地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他们争得是一口气、一个面子,怕的是在族人面前失了气势，失了威望。实际上是白鹿两家的为了统治地位进行的血淋淋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