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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之轨迹变化
唐代咏物诗的发展路程，如果要用一个图形去描述的话，那么它的发展路程是一个完整的圆形——即从“吟物”到“感物”再到“吟物”。
（一）“指物而成”的吟物
注重对所吟咏之物的外在特征以及其功能作用的描绘，我们称之为吟物，也可以将它称之为赋物。吟物一般很少有自我情感的加入，只是对事物进行“纯客观”的勾画。它的渊源可追溯到荀子的《礼》、《知》、《云》、《蚕》、《箴》五篇短赋。到了751朝谢灵运等诗人在其山水诗中为吟物的咏物诗提供了对客观事物的写作技巧，再加上751朝诗人用典隶事之风的增长与互动，吟物的咏物诗在751朝乃至梁陈时代大盛。唐代诗人是踏着前人的足迹一路走将来的，因此，这一类的咏物诗在唐代形成了两个相对的高峰期。
其一是在受齐梁诗风遗留影响的初唐前期诗坛。像虞世南、“文章四友”之一的李峤、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们都写了不少的吟物类咏物诗。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当首推李峤了。他曾创作了数量多达120余首的大型组诗，其中所咏之物几乎无所不包：从建筑类的城楼市宅到自然类的江河湖海，从文化类的笔墨纸砚到器具类的刀剑萧笛，以及花草，鸟兽等等，应有尽有。然而，这些咏物诗很少有深刻的寓意与寄托，甚至内容上还挺无聊，诗人只是致力于穷形尽相的描摹以及声律的运用，笔致精工纤巧，容易引导人们向注重形式的方向发展，造成诗歌创作的平庸。但一种东西发展到极致就会转型，这是发展的必然。声律齐备之后，风骨的催发就要到来。可以说，注重形式的初唐咏物诗为后来唐代咏物诗的兴盛埋下了伏笔。
其二就是在“日薄西山”的晚唐诗坛。晚唐的不少咏物诗出现了向初唐咏物诗回归的倾向，形式主义诗风严重。晚唐是一个给文人心理造成失落的时代。农民起义不断，神会动荡不安，诗人眼前不再是丽日朗照的天宇，而是斜阳、衰柳的惨淡景象。面对这样的悲愁之景，诗人们很难激起高昂的政治热情，他们转而流连花草虫鱼，以求躲避现实，排遣闲愁。如皮日休在咸通十年与陆龟蒙唱和时作的《渔具诗十五咏》、《樵人十咏》、《茶中杂咏八首》等，均表现出晚唐隐逸诗人无事可做便借咏物来与友人呈才争巧、消磨时光、打发时间的无聊心态以及无奈心情。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吟物的咏物诗无需诗人的感情投入，只要有对象可以刻画，只要能堆砌出辞藻来，就可以在文人的笔下一直不间断地留传下来。
（二）“托物言志”与“借物抒情”的感物
感物即有感于物，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6]（姜书阁．文心雕龙绎旨[Ｍ]．济南：齐鲁书社，1984．）道出了创作过程中诗人与外界、心与物感化的一般规律。大唐，作为咏物诗的成熟时代，其在感物一面的发展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首先，初盛唐咏物诗的变革与新建。
没有充沛感情的诗歌注定没有出路，当诗歌的声律发展到极致，就必须得到内容上的响应，否则就会进入死胡同，最终消失于人们的视野。同为初唐诗人，与李峤他们相比，初唐四杰明显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咏物诗的创作中，似乎力图表现出一种精致，或一种理想的人格精神。这个在文学史上挂名的年轻创作团体，合力将咏物诗从宫廷台阁转业到社会现实生活领域，使咏物诗的血肉大为丰满，更有内涵。他们的咏物不再是为了咏物而咏物，而是通过对意向的描绘，写出个性与乐趣，借形以传神。并有部分的感时讽世之作。这也为盛唐咏物诗的成熟打下了基础。初唐咏物诗大致可以分为：言志类、缘情类与哲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