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对本土宗教信仰和统治根基都造成极大的冲击,统治者对佛教这个新兴事物尚处于陌生的阶段,虽不抵制,也不鼓励。到了明朝,儒释道已经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融合,上到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对宗教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明朝的开国君主朱元璋,对佛、道的态度是认可甚至是鼓励的。朱元璋即便限制了民间信仰祭祀行为的自由,其本身也承认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他曾在洪武三年颁发过两次诏书,分别是“正神号召”和“禁淫祠制”,里面提到:“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祭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 他认为儒家的教化思想可“万世永赖”,是历代君王巩固中央统治的思想支柱,同时又肯定佛教、道教的重要性,认为这两者对社会也有不少助益。明清时期,三教合一、三教并重的思想在君主的支持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继续走向繁盛。
在明朝民间信仰兴盛的社会环境下,以《西游记》为首的神魔小说开始萌芽,成为民间信仰的一种新的文学载体。《西游记》的取材与创作,与古代社会的民间信仰内容息息相关。
二、《西游记》与民间信仰的相互联系
情节结构与人物形象是构成一部小说的重要因素,《西游记》和民间信仰之间的联系也主要从这两方面体现出来。
㈠现实素材与小说情节结构的相互融合
1.大闹天宫
小说全文一百章回,大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回到第七回,交代西天取经之前孙悟空从出生到大闹天宫的经历。《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情节并不是作者完全虚构,最早可追溯到《取经诗话》中猴行者偷吃西王母蟠桃的情节。《西游记》在这个基础上增添了孙悟空挑战神的权威的行径,如大闹龙宫强取金箍棒、硬闯地府强改生死簿等。与前作最大不同的是,作者赋予了孙悟空反抗的斗争性。相比起前作轻描淡写猴行者帮助唐僧取经前的经历,吴承恩显然花了更大篇幅去描写孙悟空反抗神权大闹天宫的情节。因此小说的大闹天宫情节历来被革命者所称颂,一度被奉为反抗封建统治、为民主斗争的典范。
也有学者论证,孙悟空大闹天宫到西天取经的情节实际上是与阳明心学相关的一个“放心”到“收心”的修心历程。从篇幅上看,大闹天宫比西天取经的内容要少得多,由此可见作者的写作重心在西天取经的收心过程。但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放心”经历却得到更大程度的称颂,深受读者喜爱,绝不只因这部分奇幻诙谐的艺术效果。这个情节反映出人们对儒家“心学”信仰理解与接受的方向。阳明心学对肯定人的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有着重要意义,强调人的内心世界。在商品经济发展繁荣的明朝,人们逐渐追崇个体利益最大化,强调个体思想、主张个性解放的“放心”主义显然符合了人们的信仰潮流。但在儒家礼性主义的约束下,心学仍摆脱不了官方信仰约束思想的目的,“收心”主义更迎合统治者的要求。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本质原因实际上是自身利益没有得到满足,这一“放心”阶段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体现,反映了当时社会新的信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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