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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海盗郑寡妇》虽以中国为背景，陈众议却认为故事并非源于中国，他认为“《老谋深算的女海盗金寡妇》（与《女海盗郑寡妇》为不同译名）来自菲利普·戈斯的《海盗史》。”[2]小说以中国女性郑寡妇为主角，但她确是一个西方式的人物，“这个女人身材瘦削，轮廓分明，老是眯缝着眼睛，笑时露出蛀牙，”[1] 从外貌的描写可以知道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东方女性，并且她的精神和性格也有别于传统的东方女人。姜攀认为“金寡妇男性化的女性形象是按照西方人心中的英雄形象所塑造，具有西方海盗的精神气质。” [3]在小说中的一名西方女海盗也曾说过“海盗这一行不是人人都能干的，若要干得有声有色，必须像她那样是个真正的男子汉。”[1]在明朝时期，女子的地位是十分低下，但小说中的郑寡妇却是让那些男人们都折服的女人。在丈夫因为接受朝廷的假招安而被股东给毒死之后，她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将船队管理得井井有条，在遭受朝廷的围剿之时她能“指挥有方”击退敌人，在与朝廷的最后一战中，当知道获胜无望时，她能够参透“龙与狐狸”的寓言得以保全船队并能得到赦免安享晚年，可以说是有勇有谋又英勇善战。但是身为一名海盗，并没有因为她是女人有任何的不同，她同我们了解的海盗一样作恶多端。她允许手下的人在一定的条例范围内奸淫掳来的女人，尽管她自己也是女人，她允许手下的人在战斗胜利后变本加厉的烧杀掳掠，且在故事的最后她开始走私鸦片。种种行为，都在昭示着她恶棍的身份。但对于这类人“我们可以说她们是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恶棍，但我们同样不能否认他们与命运抗争，实现自身价值的英雄品质。”[4]所以说她是西方式的恶棍英雄。
(二)话语权的丧失者
在博尔赫斯有关中国题材的文本中，中国只是他写作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文本中“中国是处于失语状态的，任由博尔赫斯的语言系统对其进行构建。”[5]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博尔赫斯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余准就是一名来自中国的德国间谍，他掌握了一份重要的情报：在法国的艾伯特小城有一个威胁德国的炮兵阵地。他手握情报却与上司失联。为了将小城的名字传达给上司，他通过电话簿找到了一个和小城同名的人并前往那个人的住所。那位名叫艾伯特的人是一位汉学家，研究余准先祖彭冣早年想要完成的超越《红楼梦》的小说，并成功破解了彭冣小说的秘密。余准被汉学家破译的秘密所吸引沉迷，但当他看到追杀者到来时，却毫不犹豫杀掉了艾伯特，最终成功的完成了任务。
小说没有交待为什么中国人要去法国给德国人当间谍，而那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不仅有着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的手抄本、红瓷和蓝瓷花瓶，还有着彭冣的曾孙都没有的亲笔信。在小说中，彭冣的后人都无法读懂他的小说甚至一度想要销毁论文网，汉学家艾伯特却破译出了彭冣的小说，破解了小说关于迷宫的秘密。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艾伯特是话语的掌控者，余准更多的时候是一个倾听者。他曾尝试着插话，但都被汉学家艾伯特给打断了，余准开始从内心感到焦躁，“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周围和我身体深处有一种看不见的、不可触摸的躁动，”[6]这种躁动并没有因为谜底的解开而终止。余准“再一次感受到那种躁动。”[6]而这种躁动被理解为“包含了由于文化价值缺失所带来的激愤。”[4]“‘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在萨义德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中，他非常敏锐的发现了与这种阶级压迫相似的文化话语霸权。”[7] 在博尔赫斯的笔下，作为中国人的余准没有话语权，丧失了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权，汉学家成了中国的发言人。博尔赫斯无形中剥夺了中国自我表述的权利，代表了中国的余准与代表了西方的汉学家是被表述与表述的人，中国则是话语霸权下的失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