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亲政后,尤其致力于调整满汉关系,消除满汉对抗。除了依靠科举这一“正途”来选拔汉族文人以外,康熙还诏举“山林隐遗”,招募明代遗留的汉族名儒,来更好地进行满汉地主阶级共同统治。康熙十七年设博学鸿词科,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进行推举,康熙亲试,一经录取,即授翰林院官职。这些举措成功地笼络了汉族知识界中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带动了一批汉人文士与清朝的合作,化解和缓和了民族矛盾,促进了满汉团结。
3. 学习汉文化的狂潮
清朝沿袭明朝旧制,提倡“崇儒重道”[10](165)。顺治十二年在文华殿举行经筵日讲之礼,选取八名学术水平深厚的臣子,以原衔充日讲官[11](218),无论民族。顺治年间,举行经筵盛典,在弘德殿祭告孔夫子。康熙皇帝对汉文化也比较热爱,在废掉以鳌拜为代表的满族旧势力后,康熙八年,圣祖亲临太学释奠孔子。自康熙九年起,经筵讲学成为每年两次必须进行的“科目”。自日讲重开,清圣祖在日讲官熊赐履等人的辅导下,孜孜向学,将“崇儒重道”的基本国策稳步付诸实施。康熙十八年开明史馆,收罗众多的汉族文人一同编纂明史,康熙三十八年以后,又开始了对经济传注的大规模编纂合辑,这些措施成效卓著,一时名儒几乎全都参与到了此过程中。
康熙喜爱汉文化,提倡传统儒家学说,众多八旗官员为迎合康熙皇帝,也让其子弟研读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参与到科举考试中。满族世家贵胄纷纷聘请汉人文士为师傅,向他们学习汉文化,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交叉为师的文化交流,极大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社会的进步。满人这种自上而下学习汉文化、结交汉族文人的现象,不仅仅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更是一种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承认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