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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绚烂独特的艺术手法
（一）爱国之情的多方式表达
《少年中国说》是传承不朽的名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其时已发生“庚子事变”，帝国列强相互串联，勾结清政府，残酷镇压义和团运动，妄图分割吞食中国大地，国家危亡。
梁启超在文章中描述了这种状况“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鸣”，作者没有直接抒发爱国之情，而是先说国家的衰败，割失五城、十城，城街处处凄凉，社会混乱，连鸡犬鸟雀都不得安宁，何况人呢？“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两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描写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加深了描写，“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作者还是没有直接说，而是说出现在的国家形势严峻，已经不忍看到，“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到了这里，作者的无奈之情已经彻底表达，失望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这段文字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时局的忧虑，展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但作者在这段文字中没有直抒胸臆来表达爱国之情，而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国家的热爱。
同时，作者也有直接议论抒情的文段，如严厉批判清政府的卖国行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而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鲜明的指出了“朝”和“国”的不同，认为它已经不能代表中国普遍大众的利益，这说明当时的作者在精神层面上已经具有了明确、清醒的国家民族概念，并在意识上树立了朴素的现代主义的国家观。从意识层次上，作者不是站在一姓一家的利益上，也不在具体制度措施上斤斤计较，而是处于一个极高的维度，从国家民族、历史进程两个层面上深刻揭露与剖析，直接的抒发了愤懑之情。
同时，在文章中梁启超用讴歌式的语言，来表达救亡图存的迫切心情，“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同时对腐朽的国政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及毫无保留的指斥，并极尽笔力描绘渲染少年的朝气蓬勃，表达少年崛起对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作者直接抒情，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少年的热爱和期望，指出封建制度统治下的中国是“老大帝国”，是腐朽的衰败的帝国，并热切希望出现“少年帝国”，出现新生的、富有活力的朝阳帝国，表达出欲行社会变革必先解决人文因素的观点。“致力于国家救亡的民族主义意识与致力于民主启蒙的民主主义意识交响并存，贯穿于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主旋律都在此文中回旋激荡” [4]，极具洞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