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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代行旅活动中的女性形象
回望汉代浩荡瑰丽的行旅史，无论是播迁亡国的万里迁徙，还是任侠意气的江湖飘零；无论是征战纷乱的千里亡途，还是游弋观光的赏心悦目；上至帝王贵胄，下至流民百姓，交织起几多悲欢离合与命运的慨叹。
在这期间女性形象在行旅活动中也显现出来，随君征战的戚夫人、与子东征的班昭、归汉之旅的蔡琰、和亲之旅的乌孙公主、王昭君等。翻阅典籍，轻启历史的封尘，追溯那一段流光，《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她们跻身王侯将相之列，留下属于自己的侧影。以琴音传情，以诗书达意，她们用惊艳的才情，细腻的感触，浅吟诗篇，《东征赋》的练达丰富、《悲愤诗》的含泪泣血、《黄鹄歌》的他乡悲凉等等。
（三）本论文选题的意义与价值
自1956年至2013年间，中国期刊网收录的有关汉代女性研究的文章约5342篇，从数据上看2010年、2011年、2012年发表作品最为丰盛，其研究视角也各有不同如：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研究、道德研究、婚姻关系研究、教育研究、服饰研究、作家作品研究等等。在行旅题材研究方面，尤其是汉代女性作家行旅生活研究的文章十分匮乏。主要有南京师范大学朱国伟在《唐宋行旅词研究》[3]中将两汉六朝视为行旅文学的发展与新变时期，提出了两汉行旅赋“由地及史”的特点，其中论述了班昭的《东征赋》。暨南大学薛艳《汉代女性的文学创作》[4]、信阳师范学院王花粉《汉代女性作家研究》[5]中均涉及“和亲”这一特定的行旅活动，对汉代历史上的和亲公主有所介绍。山东师范大学邓丽丽《秦汉行旅述论》[6] （01）、德州学院昝风华《汉代交通行旅风俗与汉诗》[7]二文中对于汉代行旅习俗、观念作了介绍。
从以上不难看出，对于汉代女性作家行旅活动的研究仍存在大量空白，本文从汉代女性作家的生平、作品入手，列举14位汉代女作家行旅生活，用女性的视角去探索，注重行旅过程中的女性感受。以行旅为切入点，了解汉代女性生存的真实状况，丰富对汉代社会的认知。
二、行旅与汉代女性的创作
（一）汉代女性作家作品的流传与收录状况
梁乙真在《中国妇女文学史纲》中曾言：“汉代多女作家，如唐山夫人，班婕妤，班昭，卓文君，王昭君，徐淑，苏伯玉妻，蔡琰声光赫赫，其文章不独照耀当时，且大有影响于后世也”。 [8] （P38）《史记》、《汉书》、《后汉书》中对汉代女性作家生平有简要记录，或具体详尽，或只余只言片语，都有着独耀后世的芳华。汉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主要收录在《玉台新咏》、《文选》、《乐府诗集》等中。
《史记》中提及的女性约238位，多是后妃贵妇。吕雉、孝文薄太后、孝景窦太后、戚夫人、钩弋夫人等因为帝王妃嫔的身份被提及，她们多作为男性的附庸，将自己的身影隐藏在父亲、丈夫、儿子的身后，借着男性的光辉留下些许影子。在《史记》中着笔墨最多的汉代女性当属《吕太后本纪》、《外戚世家》两篇。在《汉书》中此类现象更为明显，《高后纪》、《外戚传》、《元后传》后宫妃嫔的撰述亦有别于民妇闺秀。南朝钟嵘《诗品序》中曾言：“从李都尉迄班婕妤，将百年间，有妇人焉，一人而已”，[9] （P201）班婕妤名在上品，徐淑名在中品。从周代至汉魏六朝，三十卷，七百多篇作品中，《昭明文选》也仅仅收录了班婕妤的《怨歌行》和班昭的《东征赋》。《玉台新咏》中收录了班婕妤的《怨诗》及秦嘉妻的《答诗》。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列举了八位汉代女性作家：“汉妇人为三言者，苏伯玉妻；四言者，王明君；五言者，卓文君、班婕妤、徐淑；七言者，越飞燕；八言、九言者乌孙公主、蔡文姬；皆工至合体，文士不能过也。”[10] （P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