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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小说底层叙事的研究，还有部分学者关注的焦点是小说的主人公刘高兴。刘高兴是以贾平凹的朋友刘书祯为原型创作出来的，所以洪永春就“从现实生活中的农民工‘刘书桢’到小说中的农民工‘刘高兴’形象的变异, 探索和揭示小说《高兴》的建构过程及其作者的底层关怀特点。”[5]他在两者的比较中看贾平凹的叙述目的，认为作者实现了目的，肯定了其现实主义写法，但也指出《高兴》存在的矛盾与不足。
刘高兴是复杂矛盾的，他的这种性格特征是通过对其精神的深层挖掘表现出来的，故不少学者把研究重点放在主人公精神状态上。王海英认为刘高兴来到城市是为了“追寻爱情和城市认同感”[6]，这是精神的求索，但是小说透过刘高兴展现的是农民生存状态和生活问题，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这两点来到城市似乎有些牵强，至少作者的创作意图更深，想传达的内容也更多。王光东认为刘高兴的精神生活主要“表现为对于纯真爱情生活的追求和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原则的坚持,”[7](p4)他指出小说人物虽然展现了一定的精神内涵，且也更接近生活真实，但与老舍的《骆驼祥子》相比，还有不足，“这种不足就在于‘刘高兴’这个人物所呈现出的命运感不如‘祥子’那样包含有更深厚的穿透现实的思考力量。”[7](p5)确实当代作家想要挖掘底层人民的精神状态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当人们的目光聚焦在小说人物的生活及精神状态时，也有部分学者跳出文本本身，意图透过文本探讨作家的情感态度。马振宏认为“《高兴》的现实主义精神相当浓郁，它们表现了作家对许多问题的焦虑和思考。”[8]作者的焦虑意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焦虑，随着一波一波农民涌入城市，农村的土地日益荒芜；其二是对城乡生活秩序的焦虑；其三是对现实中贫富差距的忧虑，农民始终是处于底层的穷苦人；其四是对人们精神空虚的焦虑，缺少精神上的寄托。小说充分体现了贾平凹作为作家的使命感。
关于小说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深度，贾自明给出了极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高兴》对当代‘中国乡土小说’做了一次‘总结’, 同时把新世纪的‘底层写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9]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小说不仅写出了农民进城的原因，对农民的灵魂也进行了探讨，其中透露出的是农民工问题等社会问题，也显现出小说人物的身份焦虑，无不体现了贾平凹的创作精神。李星也对小说的人文批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高兴》的深刻性在于“作者心灵渗入融合的深度, 社会文化批判的力度, 对人的生命和价值的人文情怀, 以及在污泥中长出莲花, 在死亡气息中发现鲜花的耳目一新的审美视野。”[10]小说不仅审视了现代人的心灵和现代文明的发展现状还做到了将广阔的历史文化内涵融入到一个小人物的生命中，从而产生了超越人物本身的深刻意义和价值。
二 进城打拼的新农民
刘高兴是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他，牵出一系列的人和事，作为全书的灵魂人物，作者对他的书写也是煞费苦心。作者以现实生活中他所接触过的三个人为原型塑造了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刘高兴是个复矛盾杂的特殊存在。“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11](p449)
他首先是个农民，从小吃的是自家黄土地里的食物，骨子里留着的是农民的血液，对乡村的事物还是依恋的，尽管从他的日常言行中并不能看出。但在梦里他依然走在清风镇的田埂上；听见杏胡粗野的骂声会觉得无比亲切温暖。乡音在任何人耳中都是最美的声音，尤其是当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时。他不允许五富说自己是农民，但到了收麦的时节，是他提议一起去看看郊外的麦田的。看见了麦田，五富说“还是乡里好！没来城里把乡里能恨死，到了城里才知道快乐在乡里么！”[11](p227)而刘高兴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内心有种心酸的念想，他打心里是赞同五富的说法的，只是倔强，并非固执，也许是怕自己一开口回到乡间就不愿再离开，那么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也就谈不上了——他还不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