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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犯罪手法上看，日本早期推理小说沿袭了西方侦探小说的惯用手法，多以密室为犯罪现场，通过密室杀人案来创造悬疑、诡异的气氛，给人造成案件不可能完成、推理无从下手的假象。作者在展开情节的过程中会有选择的叙写破案线索，但往往不会把关键线索告知读者，通常能够促使谜题解开的那一线索，只有侦探本人知道。也只有这样，谜题揭开之时才能给读者以惊讶之感。江户川乱步的《孤岛之鬼》开篇就以一件密室杀人案营造诡秘气氛，“我”的女友木崎初代（樋口初代）死在了一间没有出入口的房间，案件也就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密室杀人案。接着又发生了多起不可能完成的杀人案，“我”为了给初代报仇，找到的怪侦探深山木幸被杀死了在一片海边，周围只有一群嬉戏玩耍、天真可爱的小孩子，深山木幸却被一把匕首插入心脏，干净利落地死去了。其后又层层深入，“我”和诸户道雄进入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孤岛，探索岛上发生的一系列泯灭人性的残暴行为。整部小说多次运用密室来进行推理，甚至到最后，阴谋的最大主导者也是死在了一个密闭环境中——孤岛的地下迷宫之中，一个永远无法走出的人间地狱。如果缺少密室或者孤岛这种封闭的环境，这部推理小说的情节就无法展开。横沟正史也曾说：“我是一个不决定地域就写不下去的作家。缺少地域，只有情节和诡计，我根本写不下去。”包括后来的岛田庄司也擅长叙写密室杀人案件。罪犯的犯罪心理除了一般的谋财害命、通奸行凶，早期推理小说家还经常叙写以杀人为乐的纯粹的变态心理。即便如此，由于日本推理小说一开始就站在了描写和探讨人类内心世界的高起点，因此虽说犯罪心理的描写相对单一，但仍不乏具备高水准描写的犯罪心理小说。
传统推理小说的结局也总是伸张正义的，惩恶扬善是最终结局。《孤岛之鬼》的结局是“我”和诸户解救了被人工制成残废的受害者，有着畸形身心的侏儒罪犯找到财宝后发疯，永远被困在孤岛地下的迷宫里，直至死亡。这种好人得救、坏人不得善终的大快人心的结局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横沟正史的《夜行》中，凶手也在结尾自白，陈述自己的罪过：“而且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会出来一个叫金田一耕助的人，他竟然能够将我的错误一一指出，从而得出正确的推理。”[3](p239)即使有的推理小说独辟蹊径，赋予罪犯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推理到最后我们发现被害人反而是元凶，加害人是原先的被害者，这种情况下不管侦探是选择放过罪犯还是将罪犯绳之以法，其归根结底都没有跳出伸张正义的圈子。这种结尾模式符合当时社会大众对读物的需求，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二、日本推理小说“反侦探”叙事模式的转变
日本推理小说从明治维新之初的全盘模仿，到江户川乱步和横沟正史的初步发展，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推理小说逐步摆脱了单一的追求推理过程的层面。由于战后的日本纯文学固守一隅，脱离生活实际，无法满足当时日本民众的需求，推理小说异军突起，大多描写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随着日本社会工业化的推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始，日本文学逐渐开始出现后现代性。东京大学教授桦山紘一在一九八六年召开的一次“作为文化的尖端技术的考察会”上指出：“我们正处于后现代社会形成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坚信不疑的那些文化构造，事实上已经在所谓后现代社会中被消解，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脱构’或‘解构’。”（《尖端技术和文化的变容》林雄二郎编，日本广播出版协会，1988年版，第87页）。[4]诸如日本文学大师村上春树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岛田雅彦，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后现代性。而作为日本文学的重要一支，日本推理小说也开始受到影响，由传统的结构模式走向具有后现代性的对传统模式的解构，主要表现在推理小说的“反侦探”叙事上，即对传统侦探模式的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