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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荆歌著名的长篇小说《枪毙》中对小说主人公“我”，即二魂，与父亲间微妙的父子亲情进行了十分深度的描写与刻画。二魂在少年时因为“反标事件”，被强行扣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而这一切完全是莫须有的。不仅如此，在侦查人员“毛痣”和“黑脸”的威逼利诱下，二魂不供出父亲是反标的始作俑者，以换回自己的安全。当然，父亲也是无辜的，但是由于写反标是死罪，父亲因为二魂的“背叛”不得不背进离乡，而二魂和父亲之前的父子亲情也因为反标事件慢慢消失殆尽了。即便多年后父亲安然无恙的归来，并且得到了平反。但二魂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却只是徒有父子之名，而再无无父子之实了。
《诗经》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3](p297)由此可见，父爱恩重如山。那么为何二魂还要“背叛”父亲，诬陷父亲是反标的主谋呢？“在我们北栅头，我饱受父亲的打骂，那是人尽皆知的，谁都知道，我和哥哥是被父亲打大的”[4](p6)。我想，这句出自二魂内心真实地独白可以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二魂从小便受到父亲严厉的对待，因而，从小时候起，二魂便没有在父亲身上感受到太多的温暖，更别说体会到父爱了。不仅如此，二魂的父亲也常常是父亲发泄怒气的对象，这一切都对二魂的内心带来了极重的影像。就如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的那样：“父母多半在其孩童时代的心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双亲之一产生深爱而对另一方极度仇恨。”[5](p155）很明显二魂和父亲之间的亲情自小便被父亲的家暴所扭曲，二魂对父亲似乎没有爱，只有恨。而且这种恨并没有因为父亲的离家而又所削减，相反二魂常常希望父亲不要再回来了。而在父亲逃亡的日子里，曾经回过家一次，并且给所有人都带了礼物，却唯独二魂什么都没有。在经历了“反标事件”后，父亲似乎也不再认自己这个儿子了。这时，二魂方才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失去自己的父亲了。而此时二魂的心里对父亲的恨恐怕又多了一层，那便是悔恨。他开始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自己，并且改善了对父亲的态度，希望能挽回父亲。尽管父亲对二魂的百般讨好依旧不屑一顾，却依然在母亲的劝说斡旋之下，终于和二魂在多年之后同住一个屋檐下了。但是父亲待二魂却如陌生人，二人之间的父子之情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通过上文的研究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造成《枪毙》中二魂父子悲剧的原因。首先，便是上文提到的父亲从小对他的家暴，使得他怨恨父亲，并做出了无法挽回的过错。另外，便是笔者在文章开头提到过的，时代的悲剧。荆歌小说中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而《枪毙》中的反标，以及侦察队便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恐慌的年代，几个小小的字边让人们失去了冷静，为了找出“真凶”，他们完全置公正于无物，而二魂和父亲便成了“反标事件”的替罪羊，酿成了他们父子间的悲剧。
同样的，在荆歌另外的小说《画皮》中，童年的压迫和时代的印记则更为醒目。小说中，父亲痴迷于描绘领袖的画像，不仅如此，长期对领袖的描绘，是他开始认为自己也是领袖，他将自己视作家庭的领袖。因此，父亲在家中是绝对的权威，而我只是他的臣子甚至是奴隶，对于父亲，我能做得便是无条件的顺从，因而小说中的我几乎是在父亲的“奴役”中成长的。这些自小的经历和《枪毙》中二魂的内心独白是多么的吻合啊，他们仿佛是被父亲，被亲情遗弃了一般。更令人发指的是，内心中长期对于领袖的幻想的沉迷，最终使得父亲对我做出了无可挽回的行为——用刀在我的背上刻了一幅领袖的画像！这种变态的行为令我再也无法忍受，肉体和精神的摧残，使得我对于父亲仅存的一丝幻想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是又一对充满悲剧气息的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