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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算从生产关系的变化、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女性自身的追求这三个方面分析《海上花列传》中妓女这一群体为何成为了先锋性角色。我认为都市文明对女性命运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传统的妓业因为都市文明的发展而变化，不仅如此，妓女这一群体的女性意识也因此最先开始觉醒。
一 生产关系的变化
宋元以来，都市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崛起与小说的繁盛息息相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工业文明强势介入上海，上海因此成为了资本主义运行中重要的一环，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移植使得上海焕然一新。而《海上花列传》正成书于上海开埠后五十年，此时的上海已成为现代殖民大都市，并且商业化程度相当高。
“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其娼妓业与工商业有骈迸之势”。[4]（p296）近代工商业对妓业最直接的影响便是经营方式的变化，由随意零散的经营走向富于商业化的规模有序的经营。《海上花列传》描摹了上海的十里洋场，上自达官显贵、文人墨客，下自帮佣劳工，各个阶层的人生百态。书中妓院聚集，形成规模效应，其周围烟楼、酒楼、茶馆等配套设施齐全，娱乐设施发展得相当完善，形成繁华的商业圈，而各种人物在此进行着设宴叫局、赌牌吸鸦片、打茶围以及看戏剧等各种喧嚣的都市生活体验。而妓业就居于这一系列娱乐业的中心位置。
“只说上海地方，虽然是个中外通商的总码头，那些市面上的生意，却一半都是靠堂子里头的那些倌人”。[5]（p352）娼妓业的繁荣催生了中国最早的“公娼”制度的出现，《海上花列传》中的郭孝婆正是因为诱拐良家妇女才被抓走打折了一条腿。这种制度体现了妇女从妓的自愿性，纵容了妓业的发展壮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妓业行业秩序的规范化。
而妓院作为一个性行业机构，在商业化与“公娼”制度的推波助澜下，首次抛弃其风花雪月的外表而显露其生意本质。一部分妓女与妓院不再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更多类似于商业的合作关系，按照约定分成，发生矛盾可以维护自身利益甚至另觅出路。《海上花列传》中的妓女在积累了一定的钱财与知名度大都有与鸨母分道扬镳的打算，比较成功的例子是黄翠凤的赎身与自立门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分妓女初具了职业妇女式的独立自主性。
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改变的不仅仅是娼妓业的这些表象。因为商品经济的强势介入，金钱取代身份成为了衡量地位的标准，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被“重利轻义”的实用观取代，“做买卖”的商业思维开始深入人心。妓女们也开始以商业眼光衡量自己的“生意”，韩邦庆捕捉到了商品经济背景下妓女的变化。这些女性不再屈从于自己的身份与欲求，相反，她们以身体为商品，正大光明地“做生意”，并且认为自己的“生意”在本质上与男性的经营相同。《海上花列传》中的黄翠凤便将妓女当作一份职业，并且认真对待，“爱情”只不过是挣钱的方式，她采取各种方式诱惑罗子富，一次又一次讹诈他的钱财。
除此以外，在近代都市文明的冲击下，巨大的物质诱惑使得更多的女性自愿为妓，她们不复传统文学中妓女强烈的贞操观，她们从妓的背后并没有过多的血泪，更多的女性是自主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赵二宝与张秀英为了满足物质享受的欲望选择了妓业。这些妓女正视欲望从而摆脱了传统妇德的命定角色，自主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