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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影视剧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意义上的婆媳关系都是一弱一强型，即要不就是婆婆欺压媳妇，把媳妇当保姆使唤，要不就是媳妇虐待婆婆，把婆婆当老妈子似的挑三拣四，处处看不顺眼。总之，就是婆媳之间争议大，矛盾大，甚至不惜给以对方肉体上的折磨。在现代一些影视剧中，甚至有婆婆、媳妇大打出手的情况。而在巴金的《寒夜》中，却是另一番景象。汪母不是传统道德意义上的恶婆婆，她不会用尽一切手段去压榨媳妇曾树生；树生也不是刁媳妇会虐待汪母，挑唆他们母子间的关系。她们之间的斗争是心理上的斗争，是想尽办法用对方的弱点从心理上击垮对方，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温和，实际上却更有杀伤力的“战争”。
在小说的第二章——汪文宣的梦里，就首先在两个主要人物——汪母和曾树生还没有正面出场的情况下提到了这对婆媳的矛盾。防空警报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催命地响起，在汪母不在家的情况下，妻子曾树生让汪文宣不要管汪母，先带着自己和儿子走。但汪文宣面对妻子的恳求，甚至威胁，无动于衷，最后妻子带着儿子头也不回地走了。这虽然只是汪文宣在妻子离家出走后做的一个梦，但弗洛伊德认为，梦体现着深埋在潜意识里的情感，而那些被回忆起来的梦的碎片则能帮助我们揭露这些深藏的情感。即梦通常都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在梦里，汪母和曾树生虽然没有正面的冲突，但这对婆媳之间的隔阂已经相当明显了，明显到完全可以不顾对方的生命安危。“我们走罢，不要管她！”[2](P11)“这时候还要去接她？我看你发昏了，我问你性命要不要？我可不能等你！”[2](P11)这是曾树生在危急时刻说的，都说人在危急时刻说出的话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显然在曾树生心中，汪母的死活与她毫无干系。
那么，汪母的什么所作所为让曾树生如此绝情，曾树生的什么行为又会让汪母一次次冷嘲热讽，不顾儿子的感受呢？
《寒夜》中的汪母早年守寡，独自把独子汪文宣拉扯长大，之后又勤勤恳恳地照顾他的起居生活，毫无怨言，汪文宣对母亲是既爱又感激的。曾树生是汪文宣的大学同学，那时两人有理想，有抱负，情投意合，之后又有了儿子小宣，所以汪文宣也是爱妻子的。但是两个他最爱的女人却相处不来，这给了他很大的心理压力。母亲的养育之恩他不能负，因此当妻子离家出走，母亲对此毫无表示时，他只能压抑住心中的热情，用生硬的语气写信表示妻子回不回来都没关系。妻子是他生活和灵魂上的伴侣，因此当汪母对曾树生冷嘲热讽时，他时不时会为妻子冲撞母亲几次，甚至对母亲表现出不耐烦之感。但汪文宣又是个实打实的老好人，在他“费尽心思”的周旋下，母亲与妻子间的矛盾与冲突却愈演愈烈。
总览小说，汪母与曾树生的正面冲突主要有五次。第一次是汪文宣喝醉酒，曾树生送她回来，汪母头也不回地就问儿子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女人”了，还说等抗战结束了再去找一个。而曾树生则故意装出安静的样子微笑着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借此来气汪母。最后事情在汪文宣的呕吐，不省人事中有了一个相对圆满的结局：妻子留了下来，母亲也默认了。这是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冲突，也是相对来说最温和的一次。第二次的冲突较第一次更猛烈些。汪文宣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妻子提议去医院看看 ，汪文宣就感叹时局不好，没钱看病，曾树生则更乐观：“活着的时候，总得想办法。”[2](P68)接着又带着点嘲笑的调子说：“这要怪我们这位先生脾气太好罗。”[2](P68)就是这句话彻底激怒了汪母：“我宁可饿死，觉得做人最好还是不要苟且，宣没有一点儿错”[2](P68)。汪母自然是维护儿子的，并且在她的潜意识里是瞧不起曾树生的工作的。妻冷笑了两声，认为做人不必这样认真，没必要自讨苦吃，汪母则变本加厉地骂曾树生是“花瓶”，于是两人就“花瓶”这个词展开了激烈的口舌之战。第三次是在距第二次争吵不久，时局越来越坏，眼看就要打到家门口了，曾树生下班回来，说有个同事让她去乡下躲躲，汪母就讽刺她总比他们有办法，后来谈到小宣，曾树生就说有学校照顾，用不着担心，这下汪母彻底爆发了，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这样你就可以跟着男朋友到处跑了，我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妈！”[2](P70)在汪母的世界里，做媳妇的就应该在家里相夫教子，而不是整天在外面抛头露面。第四次是曾树生回家后知道汪母让病重的汪文宣出门，没拦住他，而发生的口角，但却是相对来说最激烈的一次，曾树生甚至说出了“有我就没有她，有她就没有我的话”。 [2](P117)最后一次，也是在汪文宣病重期间，为了上不上医院看病引起的。两人这次是彻底地针锋相对了。“我这种女人也并不比你下贱” [2](P117)，曾树生终于忍无可忍；“哼，你配跟我比！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2](P117)汪母也毫不相让。这便是小说中婆媳二人有着直接言语冲突的几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