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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文本呈现出模糊、异端、解构、断裂、反讽、狂欢、幽默等“不确定内在性”。《受活》构建了一个诡谲陆离亦真亦幻的具有强烈后现代性文本特征的艺术天地。[2]阎连科对受苦人命运的象征性写作，比起一般现实性描述，超现实主义与寓言化的处理，荒诞变异的现实引起读者强烈的视觉冲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奇谲诡异的美学风格。文学界承认了他“超现实”作家的地位, 众多研究文章和文学史记述已经向人们这样表明，阎连科的开拓使得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
阎连科的小说叙事是生冷、坚硬的，甚至是激烈的，最直观与最透彻的表达便是语言的运用，因其怪诞奇谲的风格，所以诸多批评家对此作了深刻的研究。具体表现有对作品的方言表达、形容词与拟声词的运用、修辞、语调等。
阎连科创作以来坚持方言写作，到了《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和《受活》等小说强化了对方言的使用。作家曾说：“语言是我最大的苦恼，一旦语言有那么一点新东西，我就会觉得整部作品别有洞天。”[3]所以阎连科对民间语言尤其是地域方言的开掘不遗余力，他的作品中方言大抵来源于粑耧民间，语言的地域性即丰富了作品中人物的活泼性，又完整了他的“粑耧”世界。徐漫对阎连科作品中的修辞现象作了比较入理的分析，提出他在小说语言修辞中辞格的综合运用得心应手，比喻辞格中喻体的丰富性和转类辞格中的新奇与精妙。“用非常规的、变形的手法将他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印象投射到对象上。”[4]用声音和色彩来渲染环境、气氛，将难以描摹的现象用农村方言中熟悉的色彩、气、声音等表示出来， 增添了语言的鲜活性。大量运用语气词，给小说叙述增添了地方韵，具有一种河南的土地、风俗、人情紧密联系的音乐性，有学者将此与民间语调联系起来，叠词的运用又将阎连科文学与传统文学对接，兑现自己“让语言回到常态语言中去”的创作理想。
此外，阎连科的作品中充满了压榨与抗争，他作品中的乡村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的，将乡村政治权力持有者对权力的控制、支配、威压与百姓在权力阴影下的悲惨无诉的尴尬处境联系起来切入他的乡土世界。
在《中士还乡》里中士立志要回来当支书，是一村的土皇帝，崇官心理可见一斑，《粑耧山脉》里村长与乡长的联姻，权权相护，底层老百姓几无反抗能力。《年月日》、《受活》等小说从多面相披露了乡村权力的危害性，使之成为阎连科小说基本的主题。丁帆提出：“乡村治理危机与乡镇权力批判。”[5]对权力崇拜意识批判以及因权力追逐导致人性的异化，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中权力畸形崇拜泯灭了人伦。人治化的乡村对法治的蔑视侵犯了乡村人的基本权利，这里基本没有尊严可言。因权力压榨而引起的抗争又被赋予宿命轮回感，苦难与抗争紧密相连，政治权力与性的牵扯，《日光流年》与《坚硬如水》显示了乡村权力对农民的身体伤害和生命的掠夺，有学者从权力对农民人格的戕害作了主要的研究，使得因权力被破坏的乡村与国民性批判成为解读乡村权力的研究新指向。
“以恶疾，以身体的病变来映射一个社群的颓废，是当代中国大陆小说常见的主题。”[6] 阎连科是恶疾、残缺的写作能手，他的主要长篇都为我们展示了最惨烈的身体残缺与疾病隐喻，频繁使用了棺材、墓地、尸体、疾病等意象,它们作为死亡叙事的象征性文化符号,一方面指向作家自身的内省,另一方面由这种体验外化而指向现实的悲剧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