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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纵横交错”的叙事视点
纵横交错的叙事视点具体体现在严歌苓小说中多种人称的叙事方式转换、以及她善于跨越时间空间的叙事角度。这个重要的特色在小说《扶桑》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小说开头就以我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描述我眼里的扶桑，在这种“我”与“你”的对峙之中，主体的姿态丝毫不被动，也更能引发读者心灵化的共鸣。在这样的叙述视角里，我和扶桑仿佛跨越了时空的距离，彼此渗透，甚至有一种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你生我，我生你，我们合二为一”的感觉，于是从一开始，在作家创作出的奇异氛围里，“我”与扶桑虽隔了百年历程，但是彼此想通，毫不陌生。读者可以放心跟着“我”进入扶桑的世界，且不用质疑“我”叙述的真实性。除了一二人称之外，写白人男孩和其他人所用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当然也穿插在内，三者复合式的并存，使得整个小说充满跳跃与质感。加上不断地时间空间地转化，从古至今地跨越，我的情感体验和扶桑的体验的不断交汇，更使小说无论在情节还是叙事上都尤为丰盈。这就好比是一个追求体态完美的女人，需要纤细的腰身和四肢，但同时也要具备丰满的胸和臀，这样在作者创造的礼服里面，线条才会流畅优美，让人难以忘却。
（3）“依从人性”的叙事原则
叙事原则受作家个人经历影响，指导着作家叙事的方向也决定着作家作品的高度。1988年，严歌苓受邀赴美，离开生养自己30年的熟悉的土地，奔赴异国他乡。在当时的环境中，其实是一个很有突破性的选择。而立之年的女性，要学会适应的不光光是语言，更多的是要忍受心里上的孤独跟落差。加之后来的离异，使迁徙的人更加感受到深处异国他乡的落寞。于是回望身后的祖国，自己所经历的事情变成无数写作素材在脑海里熠熠闪光，因此严歌苓的小说题材很多还是离不开中国的历史。但又与很多善写文革等历史题材的国内作家不同，严歌苓的视角是独特的、语言是凝练的、人物是多面的、张弛间到处透露着理性的色彩，这使得她的文字更富有质感，内容也更带嚼劲。这种差异的存在，应该要归功于脱离“母体”后的见闻。在政治经济文化都更发达的美国，原本敏感的神经，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有别于东方的价值体系里侵泡地更加活跃。西方社会里对人自我的重视，对人心理的发掘都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她其后的创作。所以我们看到，严歌苓的作品，虽然写历史，但是神奇之处却在于，你并不能彻底看到作者对于政治的褒贬，因为作者的笔端始终围绕人物展开，人物的活动、人物的心理才是作者写作的目的，这也是作者重要的叙事原则。在这样的原则里，我们既感到奇怪（因为有别于传统写法和传统的情节安排）同时又能在思考中体会到作者安排的情节的合理之处。比如《小姨多鹤》里多鹤最终回到日本，而不是留下，看似有点不近情有悖于人们的期待，但这正是人性最本真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就和杨绛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有着很大的区别，林道静听从革命的召唤，把个人感情视为“小爱”，革命视为人生的“大爱”，在“小爱”与“大爱”矛盾的时候坚定选择“大爱”。而田苏菲则很不一样，苏菲的爱情与革命同时懵懂开展着，但是在每一次的抉择中苏菲都是从自己内心出发，在她的个人史诗中革命和爱情齐头并进。这种安排打破了很多历史革命小说必须将革命与感情对立的格局，开阔了新的视野，这种“依从人性”的做法更加回归生活，原本小说中历经传奇遥不可及的人物因为会生活也会“自私”而显得魅力十足，读者看惯了历史题材英雄主义的恢弘，在《金陵十三钗》、《一个女人的史诗》却能感受到一股优雅的女人儿，一股浓烈的浪漫气息。在这种氛围里，战争虽然可怕，却也染上了一层血色浪漫，读者在这种浪漫里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枪炮与玫瑰并存”。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