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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根据乌克兰民间传说写成的短篇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发表，这部作品吸取了民间狂欢文化的营养，情节迂回曲折，充满幻想，语言欢快幽默，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勇敢和对自由的热爱。九月，他出版了同名小说集，由此得到了普希金和别林斯基的赏识，这一时代被称为果戈里时期。
1835年，他根据普希金启发出来的素材，开始构思长篇小说《死魂灵》，而这部作品的大部分的完成却是在他因为《钦差大臣》而受到攻击离开俄罗斯侨居生活期间，后来他悄悄回到俄罗斯，走了别林斯基后门才出版了《死魂灵》第一部，没想到这一本书的出版掀起了比《钦差大臣》还要高的浪潮，被认为是“自然派”的基石，“俄国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作品”。赫尔岑曾回忆说：“该小说的出版震动了整个俄国！”
果戈里既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又不能逃避，即使当时的社会对他并不待见，但是他仍然希望通过自己的文笔唤起社会的改革，《死魂灵》第一部中他用犀利的笔触成功揭露了农奴制和官场的丑行，想在第二部中提出改革方法，最终却是失败而抱憾离世。
生活是知识的源泉。《死魂灵》这本书能够拥有如此大的艺术魅力，从上述描述中，我们可以找出三点主要影响：第一点是果戈里从小熟悉的乡村生活，所接触的地主阶级与农奴，这样的场景描写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死魂灵》的描述中，我们从他细致的描写就可以知道：《死魂灵》第一卷中主人公奇奇科夫一共拜访了五位性格迥异的地主，但不管他对哪一位所在的农场，都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从花草树木到住房农舍，这是乡村生活给他带来的便利。第二点，《死魂灵》虽然指的是农奴，但是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果戈里如何去叙述农奴的悲催生活，而是通过对一些农场主和城市官员的描写来烘托农奴悲惨凄苦的生活。描写官场百官的丑态，又是果戈里在初入彼得堡那段时间的遭遇，这段遭遇给他的人生都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让他深刻认识到社会的丑态和农奴制的必然毁灭，慢慢形成了讽刺幽默的写作手法。第三点是在他的《钦差大臣》问世后，他终于认识到自己必须掌握这种讽刺手法，用它作为武器，去鞭笞社会黑暗现象，给人们启迪，所以他在《死魂灵》中大量运用讽刺幽默的手法，让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不免陷入对时事的深刻思考。
俄罗斯不认同果戈里，但果戈里依然深爱着祖国，只有来自心底真正的热爱，他的作品才会真的戳中俄国社会的死穴，丰富的人生经历让果戈里在面对自己热爱的祖国时痛定思痛，用他炙热的心为祖国开具了一张鞭笞社会的“病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