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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通过对少年闰土形象的塑造，寄托着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那些未被封建礼教毒害的，未被阶级观念侵蚀的，依然保持着自然天性的、旺盛的原始生命力的赞颂。但鲁迅并没有把对儿童的希望定格在闰土这一形象上，鲁迅的童年生活经历使他接触到了更多的儿童，也为他表现儿童形象提供了更多的人物原型。在随后的作品中，鲁迅并没有停止他对儿童成长发展的探索。
《呐喊》中的《社戏》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个鲜活的儿童形象。作者对儿童的探讨并没有去描写他们成人化的“叛逆精神”，也没有去描述他们懂事的“成人性格’,而是仍然以儿童的顽皮、健康活泼为基点，描写儿童对自由自在的向往。许多形象较之闰土，儿童的性格更加自然、清晰。《社戏》中提到了十几个少年儿童，说到名字的是双喜、阿发和“我”等。“这十多个少年，委实没有一个不会凫水的，而且两三个还是弄潮的好手。”（除了“我”）鲁迅多么清晰地表达了这些儿童较之“向来不乱跑的迅哥儿”的一种童性优越。
双喜和阿发是十几个少年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儿童形象，被鲁迅刻画得真实而自然。双喜的机灵、敢做敢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说过写包票的!船又大；迅哥儿向来不乱跑；我们又都是识水性的！”自信、负责、充满活力；“是的，我们请客。我们当初还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虾吓跑了！”一种儿童的“无赖”之状(南宋词人辛弃疾在《清平乐 村居》中就有“最喜小儿无赖”），让大人觉得淘气而又可爱。文中的“我”对双喜的“驰援”得以看戏，对他看戏时的“品戏”，以及当戏无可看之处时“当机立断返回”的表现非常敬佩。从以上这些描写当中，可以发现鲁迅对双喜这一形象所寄予的“童性赞歌”。阿发是孩子纯朴性格的象征，“偷我们的吧，我们的大得多呢”。一系列的儿童形象，在鲁迅的笔下生机勃勃，鲁迅以轻快的笔调赋予了他对儿童成长的独特思考。除了对双喜和阿发童性的礼赞，鲁迅通过对“我”的塑造来反映儿童对自由的追求。作品中的“我”是随母亲归省到农村的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在农村消夏的日子里，可以和同姓的儿童在河沿上钓虾，一同放牛，同到赵庄看戏。鲁迅通过这一形象描述了儿童向往自由的美好童性。鲁镇是“我”的乐土，是自由的天堂，比在“只看见高墙上的四角天空”的院子更有吸引力，而且可以免念“秩秩斯干悠悠南山”。在看社戏而不能时，“只有我急得要哭”，在后来可以去时，“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种对自由的渴望跃然纸上。在随后看戏的过程中、偷豆的事情上，字里行间都表现了“我”对“自由”之后的一种欣喜。鲁迅从这一形象表现了渴望自由自在是儿童的共同心理，表明了他的儿童观念。
（二）透过儿童的形象表现作者的儿童观
与一些纯朴、善良、自由自在的农村孩子相比，鲁迅在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中写到的生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我”,则寄托了作者更深沉的思考。这些儿童形象所接触到的已不再是钓鱼、偷豆、看瓜之类的事情，接触的也不再是落后的“农人”社会，更多的他们面临的是旧社会的家庭教育，与之发生矛盾的是落后的思想观念等。因此，鲁迅对儿童的描写就更加深刻，他笔下的儿童形象也就更加丰满，更有典型意义了。我认为《朝花夕拾》中学龄以前及私塾阶段的儿童形象不仅描述了儿童应有的活泼好动等美好童性，而且也从儿童的心理方面去赞美那种毫不掩饰的、鲜明的爱憎，大胆的想象，以及对心灵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