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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妇女运动取得成就的拉力与推力来看，政府的作为更多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被强迫性居多。日本在二战战败后，1945年10月10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对日本的政府发出的“五大改革”指令中，第一条就是妇女解放，由此才开启了妇女运动的潮流。“日本妇女参政权的获得不是妇女参政权运动直接的作用结果，而是在战败的特殊环境下，通过盟国占领当局的民主化改革实现。”[5]可见，妇女运动开始就是政府在被迫的情况下进行，并不是整个社会自觉的认识到妇女的社会需求而进行自上而下的解放运动，运动的力度方面存在欠缺。战后日本经济腾飞，战争中男性人口的锐减，使日本社会产生了大量劳动力缺口；战后日本社会老龄化现象严重，造成每年大量劳动力丧失；妇女意识的提高使她们推迟生产或者选择不生产，导致每年新生儿的减少。生产力的供应大大减少，社会需要女子来填补这一劳动力缺口，这些使得政府不得不考虑开放妇女就业，给予妇女更多权利。这些外力的直接促进，推动了日本妇女运动，但这些并非日本社会意识自然而然的过度。众多妇女运动的团体中也极少存在政府官员，非官方性与民间自发性是妇女团体的一大特征，妇女运动缺少官方发言人。国家在专注经济发展时将妇女问题也和其他诸如社会福利、保险、环境保护等问题一样选择了忽视。上层建筑没有自发的渴望提升妇女地位而是出于政治经济原因利用了妇女解放的口号。整个社会没有从思想的根源上培养出一种平等对待妇女的社会诉求，妇女运动其后续完善工作还任重道远。
对妇女的思想歧视还体现在日本的就业模式上。M型就业是日本企业的一大特色，不同于中国的产假，日本妇女从怀孕开始就离开了职位，直到儿女长大才会回到岗位，且只能是临时工。在企业中虽然有了反对性别歧视的口号，但是在工资待遇问题上始终存在“一般”与“事务”的内部差别。“事务”即指男职员，“一般”就是指女职员。[6]字面上不好做明显的性别区分，就采用这种称呼来“机智”地进行区分，女性很难成为正式工或者公司的高级领导人员。日本的就业形态大致分为正式职工和临时工两类，而日本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待遇差别是极大的。目前临时工这种形式在日本很普遍，因其劳动力低廉而非常受企业主欢迎，有家务拖累的妇女也因其弹性大而多愿意选择这种形式。但临时工首先是工作极不稳定，她们是社会劳动力中流动大又缺少福利保障的人群。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作单调，同时也工资低。婚后不再继续工作，孩子长大后再继续找工作的就业方式表面是妇女的自愿选择，实际上是社会经济文化诸多因素制约的被迫性选择。家庭分工模式的不合理，同工不同酬的工资制度，日本税收制度的歧视性都是产生M型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日本，因妻子不工作或者从事收入少的临时工，在税收上可以享受优惠。日本企业惯例就是工作时间长，常常需要加班，这些都不利于有家务拖累的主妇们。男子下班后如果匆匆回家会被人瞧不起，饮酒聚会很多，这种工余的应酬交际成为工作顺利的必要条件，使得女性得不到平等的就业机会。
从日本妇女运动发展至今日的上述特点来看，要想使日本妇女在日常生活中得到彻底、实际的公平、公正的待遇，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是日本人思想的转变。思想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潜意识中对妇女的能力与工作价值的低估导致政策与社会对妇女生活方方面面的潜在歧视行为，只有从婴儿到垂暮老者，当这个社会的每一份子都拥有女子可以胜任男子所做的一切的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杜绝日本社会的潜在妇女歧视，打破传统思想对日本女性的束缚。源[自[751^`论`文]网·www.751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