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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来宝：好来宝，前郭县的另一种曲艺形式。汉译为“连接不断”。流传于我国内蒙古自治区及东北蒙古族部分聚集区。从演出形式上看，可意为“联韵”、“联韵”，[3]即为每句唱词的第一个音节要押韵。《燕丹公主》是最早的好来宝曲目。随着近百年的时间推移，好来宝艺人，打破传统唱法，在内容不变的前提下从新编排好来宝曲调，多采用夸张、对比手法。表演形式分为单口好来宝、对口好来宝两种类型。解放后各地产生一些多人的好来宝，还有的演变成有情节的“坐唱式”的多人好来宝（前郭尔罗斯歌舞团曾演出《巴图应征》）。好来宝音乐丰富，节奏轻快，语言形象。艺术家们通常把人们所熟悉的人和事物，用诙谐的语言栩栩如生的描绘出来，给听众带来视听的盛宴，这种形式慢慢被蒙古人民所喜爱，并逐渐的形成了独立的曲艺形式。
郭尔罗斯民歌：多数是由熟悉历史、传说、韵律的民间艺人创作，富有极强的生命力。郭尔罗斯民歌有：玛克塔林道，即赞歌。多赞颂人物或生活。好日民道，即婚礼歌。此婚礼歌是依照前郭县特色婚礼编排而成，主要包括《劝嫁歌》、《迎亲歌》等七个方面。依娜嘎道，即情歌。情歌多为蒙古短调，节奏鲜明，简单易唱，群众性强。上述只是郭尔罗斯蒙古民歌的一部分，却体现了民歌在人们日常生活所涵盖的范围。民歌记载着郭尔罗斯蒙古族儿女对草原的敬爱，他们在草原上辛勤劳作，用自己真诚的心抒写着一首首动人的旋律。
民俗文化：特色婚礼。在“2002吉林省查干湖蒙古族民俗旅游节”上，前郭县草原文化馆于查干湖草原举行了一场精彩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传统婚礼表演。[4]主要过程如下：男方队伍由新郎、伴郎、媒人、主持等十人组成的迎亲队伍，前往女方家。女方的亲友要为男方亲友团献上洁白的哈达、敬酒等。敬酒结束后，主婚人要陪同新郎进行敬神仪式。仪式后，男方主婚人介绍新郎拜见女方父母及亲属，随后女方摆好酒席，答谢到场嘉宾。此宴为女方第一道宴，即“求名问属宴”。此宴过后，女方的嫂子要拿着盛满粮食的碗，走到蒙古包中央，用碗中的粮食画出吉祥的图案。傍晚，还会举行“沙恩吐宴歌”，这是女方设的第二道宴，象征着新娘出嫁，视为离别宴。第二道宴会持续一个晚上，待到唱起《报时歌》时，女方的姐妹、嫂子才会把新娘依依不舍的交个新郎。热闹一夜过后，在女方祝词家唱起的《送亲歌》开始举行送亲仪式。到达目的后，还要举行一系列的仪式，如新人双方要行跪拜之礼，拜天地，拜双亲等。最后在祝词家唱起《婚仪歌》后，夫妻双方被送入洞房，婚礼仪式渐渐落下了帷幕。其中，传统婚礼与现代时尚礼仪相结合，使婚礼丰富多彩，彰显民族与时代的气息。
二、前郭尔罗斯传统文化分析
（一）多元性
郭尔罗斯传统文化是集多种文化为一体的多元文化，产生的原因如下：由于蒙古族部落，在很长一段时间游牧迁徙，并在生活实践过程中，不断与其他少数民族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以此融合而成。1981年到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前郭县查干湖北岸的青头山,发现了距今13000年至6000年前后生活在那里的人类墓葬，出土了人的骨骼和随葬品。[5]从中可以发现青头山人是以捕鱼打猎为生，并在随后的生活中形成了渔猎文化。由于郭尔罗斯蒙古族世代在草原上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迁徙的范围主要是沿着嫩江流域，后来随着生活的需要逐渐定居下来，由此带来第二种文化——游牧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游牧文化已经不能很好的满足草原人们的日常生产的需要，所以在1750年到1760年间人们进行土地开发，并且随着与其他民族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随之出现了第三种文化——农耕文化。农耕文化从中原地区传入，使草原的牧业得到了发展。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这三种文化不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交流，郭尔罗斯草原文化正式形成。郭尔罗斯文化多元性与当时统治阶级的统治是分不开，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他就主张不能用一种文化去试图改变另一种文化，而是允许多种文化同时存在，这种制度起到了让多种文化融会贯通的作用。当时的宗教以多种不同的形式存在，但是统治者们却注意因俗而治，采用信教自由的政策。草原蒙古族人民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是比较原始的宗教形式，且是多神教，没有强烈的排他性。因此统治者没有要求其他民族的人民必须接受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选择用利用宗教来统治人民。早在1218年他就提出“宣布信教自由”的政策。[6]成吉思汗的这种宗教思想为郭尔罗斯文化多元性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的演变中，渔猎、游牧、农耕三种文化相互碰撞、相互渗透和相互交融，构成了郭尔罗斯传统文化的多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