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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历了狂热的“五四”时期，那个时候文化主张向西方靠时拢，当时知名的评论家胡适、鲁迅、陈独秀等都主张全盘西化。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明的极大发展并没有伴随着精神文明的并行，曾经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的“工业文化病”在当前中国也日益突出，在文化精神领域，以个人为本位为中心日益原子化的社会，带来的是人情淡薄、人际冷漠、心理躁动和精神空虚。由此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和“贵州毕节垃圾桶男童”事件就不难理解了。在文章中，作者用相当的篇幅来指责贵州地方政府某些方面的失职，暗契了和西方相似自由主义文化。这样的批判在新闻评论中并不鲜见，采用了打破重建，有破有立的方法。它的惯例是，个人可以有自己的自由， 参与和不参与都是个人的自由。倡导个人自由主义似乎反而成为使得大多数人可能在政治上出于无能为力的不自由状态。
（二）网络新闻评论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
相较于西方的文化，1922年，作为留学生的冯友兰曾在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后写信给梁，其中说到：“东方之长在能阐明物我一体之理，有精神之大我笼罩一切个体，而其弊在于抑制欲望冲动。西洋在于满足欲望、冲动，而其弊端在于只有个体而不知有大我，人与人之间只有外的联系而无内的联系。而在现代互联网语境下，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盛行。就更加的需要人们回归到传统的文化上去。实际在中国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中，人们已经慢慢开始接受了西方批判性的思文。逐步在和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并体现在新闻评论中。传统的中国文化，尤其以儒家思想极强代表的文化，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奉献，这种奉献或者牺牲，任何群体都需要这样的要求，并将它变成自觉意识来约束、统治个体，以文护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不仅如此，从汉儒制定“天人感应”的图景、以神圣性的宇宙体系来规范人的世间行为、甚至成为了约束皇帝的活动的政治规范，到宋儒建立天理人欲的道学以先验的“天理、良知”来论证宣说人际的伦理纲常，都是是将经验内容塞入了“宗教性道德”的超脱形式，以成为普遍必然，神圣崇高的绝对律令。
传统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是以个体对群体的奉献为标准，西方的文化核心则强调了个人价值，例如冯友兰所说西方“内”的关系，不知有大我等等。而注意到西方对情、欲、理的处理大有差异，是自现代中国接触西方文明便一直感受到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杨朱便提出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口号，这与西方后来的启蒙时代所提出的人性和个性的解放有异曲同工之妙。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开始回溯传统，从中找寻挖掘能够继续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文化。 五岳散人在2012年5月22日所写的《我们这些文化异乡人》则鲜明体现当前知识精英对传统的回溯：有时候看着这样的东西不禁会想，还有什么样的中国？每次提到这个词，我脑海里第一个画面是烟雨楼台的江南、热闹喧嚣的酒桌、走在田里的耕牛，以及那些无法忘怀的诗词歌赋。这是我的中国景象，是我蕾当中的乡愁、处身之地的远方，也是一个回不到的世界。更多的时候，我们坐在自己的故乡，寻觅着自己的故乡。 面对大工业时代的冰冷机器和人情冷漠，人们普遍感到心灵无所寄托，物质取得极大进步，而是以牺牲舒适的人居环境和对传统文化体制极大破坏获得的。这样的评论就获得当代群体的共鸣，除了使得受众集体怀旧，更通过文字的表达，让人们又一次陷入集体想象。这样的想象既是一种宣泄途径，更在无意识中让受众一次次在脑海唤起对于民族的共同记忆和对国家想象的凝聚。这些回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私密的，相对于传统文化里强调个体对集体的奉献来说，这是很大的进步。但人们将自觉在潜意识里都将取得一致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