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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民自我议程设置
传统的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不同的议题不同程度的表达方式，影响着民众对周围热点事件的判断，传统媒介对某件热点事件关注的程度直接影响民众的信息接收，也会使得网民对新闻事件的重视程度，这种单向式的传播方式，是传统媒介固有的议程设置。
而在微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热点事件的发生不再仅仅只在传统媒介之上，更多更新的信息从微博上传播开来，“保钓爱国”事件的发生到发展的过程中，传统媒介不再占据主导位置，更多信息源是来自微博当中，网民可以对新闻事件加以自我的认知、情感进行再次传播。
2012年8月是钓鱼岛事件萌发期，有关钓鱼岛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如扣押中国登岛保钓人士，日本单方面宣布“购岛”、多个城市自发游行抗议等等，这段时间中传统媒体在关于钓鱼岛事件的报道少之又少，从15日到29日是保钓事件频发的一段时间，而传统媒体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没有任何一条新闻加以报道。而在8月新浪微博数据中心关于热点事件话题的调查中，有关钓鱼岛的热议度排名第五位，整个8月有关钓鱼岛一次的微博数量是5655562条，排名第三。
由此可见，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是根据自身判断事件重要性再向民众进行传播的过程，微博上出现的“热门话题”则是大量网民对话题关注度的排行榜，一定程度上也是网民集体的议程设置。
（三）意见领袖引导舆论走向
自从微博产生之后，突发事件不再仅仅只是专业人员的实地报道，现在更多的热点事件的发生地点就是微博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因为这样的特殊性，发现信息源或者深度爆料的网民会被广大的微博所关注，渐渐他们的思想和潜意识的思考会影响很大部分的受众。这些发现一手新闻的人，在传播学中，或许还不能被称之为“意见领袖”，但是其产生的瞬间影响力还是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意见领袖不仅仅是有一定影响力的知名人士，也有可能是在某个领域具有影响力的“草根明星”和加V大佬。在“保钓爱国”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领域具有知名度认同度的人士发表的博文。
如：著名媒体人李承鹏于2012年9月10日发表博文“钓鱼岛是中国的！而中国是我们的，保卫钓鱼岛就是保卫我们！所以，从明天起我要直接爱护我自己，关心空气、水质、税收和物价，不让贪官占我的便宜，不让私人财产轻易流失，我要活得好好的，气死丫日本人！”这种思想意识直接影响其他受众看待钓鱼岛问题的立场。
知名博主作业本也同样发表博文“搞不明白钓鱼岛是怎么回事，如真是你的，不用抗议不必废话一把夺过来就是，大不了70年后再夺一次。岛上要有居民咱还是不夺了吧，别把骄傲的他们变成低微的我们，说不定过几年它就是mini澳门mini香港。最后，请无论如何都不要发动群众砸群众手里的日货，买点东西不容易，蠢货都抵制不完抵制什么日货。”
这些知名人士博文一经发表之后，立刻引发大量网友进行转发评论。如“作业本”的博文被转发、评论几万次，而他们所要表达的观点被广大网民用户所认同。这些思想的认同感会在接下来的传播中被更多地网民所了解，这些信息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会被网民所接受，并对他们本身固有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改变其舆论导向。
三、从“保钓爱国”事件看微博传播的弊端
当前，微博因其庞大的参与人群数量，变成民众了解参与讨论社会热点的新型渠道。往往新事物的产生是伴随正反两个方面，在微博传播体现它正能量的同时，其传播过程中的消极产物也会孕育而生。因为参与微博讨论、发表言论的低门槛和网络监管体制并不健全的双重作用下，各种虚假信息迅速蔓延，冲击着网民眼球，在很大方面分散人们的注意力，造成判断能力的减弱，造成舆论的恶性走向，网络环境出现不和谐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