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家政治属性和公共政策也有重要影响
1.国家政治属性。大众传媒是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结合体,政治属性体现了媒体的政治立场,经济属性体现了经营性特点。与西方媒体在政治上形成的与政府的对抗关系不同,中国大众传媒与党委政府的关系为上下级关系,其主要作用是服务于党委政府,主要职能是通过有效占领舆论阵地、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完成党委政府下达的宣传任务。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中国大众传媒完成了由事业单位向企业的转型,但是这种转型不是政治和经济两重属性的整体转型,政治上强调舆论导向,与经济上受众至上之间的矛盾,导致媒体在议程设置中尽量避开与公众议程和公共政策议程相关度高的关系、民生的社会敏感议题和热点难点议题,而去更多选择娱乐休闲等生活类议题,试图以此引导公众的关注点,以至于在中国出现了大众媒介“过度娱乐化”的倾向。
2.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较多,导致传媒议程难以引起公众和政府双方的高度关注,陷入既影响不了公众议程,又影响不了公共政策议程的两难境地。具体来讲,中国大众传媒在传播中受到的政策限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党委政府的执政理念。中国大众传媒的政治属性决定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所以党委政府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以及政治开放程度决定了当地媒介议程设置的价值取向和现实作用。另一方面是传媒议程设置受制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大众传媒与政府的从属关系导致大众传媒议程设置的功能出现一定程度的颠倒:即不是通过传媒议程设置影响公众议程设置从而影响公共政策议程设置,而是现有公共政策议程影响传媒议程设置,最终反向影响公众议程设置。
三、建立大众传媒与政策议程良性互动关系
(一)努力提高大众传媒公信力,增强公共政策议题设置功能
公信力是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和衡量指标,大众传媒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彰显其政治与行政功能是与其公信力密不可分的。实践表明,公信力差的媒体,对公众及社会的影响必定有限,议题设置功能也会受到显著削弱,反之亦然。
现实生活中,导致公信力减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从大众传媒借以发挥其对社会及公众影响力的机制来看,其代表性不足应被视为主要原因。大众传媒作为“公众代言人”,对公众的声音应给予足够关注,以便为政治系统输送强大社会动力。在这方面可考虑疏通及拓宽政策议程创立过程中公众利益表达的渠道及途径,形成多元、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作为社会监督的一种,媒介监督一方面通过“否定性制约”使社会阴暗面得以“曝光”,从反面校正人们的社会行为的偏差;另一方面通过“肯定性制约”赋予组织或个人高出一般性的地位和荣誉,从正面肯定规范的普遍意义,最大程度地调动公众主动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充分激发政策形成的外在动力,提高公众议程的实际作用和影响力度。
导致媒体公信力衰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假新闻”、“有偿新闻”及“炒作新闻”的出现。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媒体是迎合受众“宁求其怪不求其真”的社会心态,还是坚持注重社会价值、强化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意识?显然,理智的选择是后者。事实证明,传媒潜移默化的宣传效力远胜过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传媒向社会成员灌输的主导价值观念可使公众形成相应的行为习惯,成为维护社会秩序、贯彻方针政策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