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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一直以来都在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针对其信贷融资难这一问题做了各方面多层次的研究。以下从国内外两方面进行这方面简要的文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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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外文献综述
在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的文献中，Stiglitz和weiss(1981)的文章是一篇经典文献。他们分析得出，企业与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与之相随的是银行的逆向选择和企业还贷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银行提供贷款额度与贷款利率不是一个的单调增函数，于是在竞争均衡条件下就会出现信贷配给现象。21453
在信贷市场上，同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同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所以出现了关系贷款(Relationship Lending)。从理论上来说，“关系贷款”指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一个多阶段博弈过程，它的原理是通过信息跨阶段的传递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Sharpe在1990年提出了一个关于关系贷款的理论模型。Peek和Rosengren(1996)对1993—1994年新英格兰银行业合并进行的实证分析；Berger(1998)对美国银行业兼并的研究以及Strahan和Weston(1998)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即在一个银行业高度集中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得到的贷款会比较少；与之相反的是在一个银行业相对分散而中小银行比较多的经济结构中，中小企业将得到更多的贷款。Berger和Udell还论证了小型银行在结构上更适合给中小企业关系型借贷的组织形式(2002)。
Stig1itz和Weiss(1981)在阐明他们的信贷配给模型的同时，指出在存在事前不对称信息时，抵押可以起到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信贷配给的作用。Berger和Udell(1998)认为不但企业投资的项目的风险，而且贷款的风险溢酬(risk premium)都与抵押物价值是正相关的。Boot在2000年，证明低资质的企业如果可以提供更多的抵押物，就可以提高银行对他们的信任度，逐步消除道德风险，即抵押物价值对这类资质不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论文网
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了“金融压制”和“金融深化论”，即在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中，金融结构的最大缺陷是缺乏一个完整统一且高效的资本市场。处于分割状态的资本市场会造成所谓资本的非同质性。然而倘若政府放弃对利率的监管，那么金融市场的分割状态就会逐渐消失，此时利率作为一种价格机制就会自动保证离散的投资收益率收敛于某一水平。
2 国内文献综述
对于现阶段如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很多权威学者做了大量具体分析，得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最主要的原因。史本山、郭彩虹早在2006年就提出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便是银企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来克服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和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研究中，黄永航等则套用信贷配给理论，认为中小企业信贷配给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特殊的治理结构，即小企业大都是“家族式”管理，他们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结合较为紧密，缺乏职业经理人对股东的制约，那些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较大企业更为严重，因此银行对于这类企业的信任度很低，从而导致其债务融资代理成本较大(黄永航，李丰来，2008)；
林毅夫于2006年提出非正规金融机构和组织在收集关于中小企业的“软信息"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优势，这类机构和组织的存在能够改进整个信贷市场的资金配置效率；郭田勇等认为银行和中小企业应共同努力，增进彼此的信任度，提高关系型贷款量。他们通过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在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结构中，关系型借贷对其获得稳定贷款量的影响较小(郭田勇、李贤文，2007)；苏瑜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通过建立精炼贝叶斯纳什均衡模型，着重分析了在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这两种条件下中小企业的间接融资困境；王红岩、林文荣(2008年)认为银行机构和中小企业通过凭借他们以往的信贷经验和在资本市场获取利益的能力收集对方的各种相关信息，拥有信息情报后做出在他们风险承受范围内的决策。如果对信息情报的获取和分析的成本以及信息所显示的结果，超出了他们所愿意承担风险临界的能力和忍受程度，就会形成信息悖论；张志华在其2009年的论文中建议要帮助中小企业走出融资难的困境，可以通过向外资银行融资和利用城市商业银行业务渠道的独特优势弥补国有商业银行的业务空白两条途径来加以解决；袁春晓(2008)认为健全中小企业的担保体系能有效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闰百启和李伟(2007)认为要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完全博弈；侯峰和刘利粉（2008）认为我国的银行偏向于向大企业融资，而对蓬勃发展的中小企业却“视而不见"，从而严重制约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李霞等认为银行和中小企业之间的严重信息不对称是中小企业融资“瓶颈”的主要原因。想要拓宽这个“瓶颈”，首先要着重考虑建立一套完整稳定的信息机制。通过完善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信用体系，可以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两个层次的角度增大银企信贷的违约成本，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李霞、任婷婷和钟声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