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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大学流动摊贩存在的必然性。汤慧、汤放华等通过对湖南大学进行调查，总结流动摊贩存在的原因有：学生人数多、需求量大、吸引游客市场巨大、价格适中符合学生消费能力、当地缺乏大型的集中市场[11]。李炎炎以中国石油大学为例，从管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摊贩存在的必然性不仅仅是满足学生的需求以及价格适中，还有高校后勤以及政府监管方面的责任[12]。
③高校流动摊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有些学者从摊贩的负面影响进行阐述，认为流动摊贩在交通秩序、食品卫生安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隐患[10]。李炎炎指出摊贩存在有其积极影响：便利高校学生的生活、促进高校后勤管理的改革、解决一些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12]。
④对高校流动摊贩的治理意见。李琳等指出对于高校周边流动摊贩的治理需要从完善政策、规范流动摊贩市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改善学校后勤等这几个方面入手[9]。翟代伟基于对福州大学城流动摊贩的调查研究，提出治理流动摊贩的几点意见：首先，划定地块供流动摊贩经营，使其有固定场所经营；其次，为流动摊贩办理相关营业执照，使其合法化经营；最后，加强对已登记摊位的管理，使其规范化[10]。
2.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流动摊贩治理这一研究主题，大多已有较为完整、成熟的治理体系，但是各国因国情、以及当权政府的理念，所以治理方式有所不同。
（1）国外城市流动摊贩研究内容的缘起与发展[4]
首先，20 世纪60 年代，学界针对摊贩的经济价值和特征进行讨论：吉尔茨通过比较爪哇小镇毛基库斗和巴厘小城坦那坂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总结出，摊贩的经营模式阻碍商业流通的完整性，集市经济的特征是落后、低效率。然而，麦基和杨以东南亚的751个城市中摊贩为调查对象，认为城市流动摊贩的经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其次，自1980 年起，以城市流动摊贩为个案进行分析的研究增多：在政策制定目标与实施的不一致方面，伊利发现马尼拉城市摊贩有效地躲避城市政府的治理，司马特通过对香港瑞和街政府规定的摊贩特别经营区域开展实地调查；以性别和种族的研究主题上，科恩以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街头经营食品项目的女性摊主，罗杰森从种族隔离为出发点，研究调查了在约翰内斯堡白人聚集区，严禁黑人城市流动摊贩经营的这一现象。
再次，2000 年前后，城市流动摊贩研究趋向多元化，探讨流动摊贩扩大化的原因：布鲁姆雷认为促使城市摊贩数量增加，与经济趋于低迷、失业率上升、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非正式就业领域的不断扩大等因素有关。保文克在对亚洲部分国家的城市流动摊贩研究中提及，在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柬埔寨、越南、尼泊尔等国，流动摊贩数量的上升与经济发展缓慢这一因素密不可分。安加瑞尔在对印度孟买的摊贩研究中发现：当地城市居民以及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孟买摊贩数量增加是由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导致，这些‘移民潮’正在摧毁这座城市”；受此影响，摊贩常感知到自身外来者的地位很难融入当地社会。
最后，在“市民社会”理念的影响下，研究开始转向了自下而上地审视城市流动摊贩的权益及空间诉求：卡姆尤里讨论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成立的摊贩联合会，通过街道、城市和国家逐级向上发展，最终取得与政府正常交流对话的空间；林德尔和阿普布拉德建议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摊贩联合会在政府管制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应防范谈判空间被削弱。
（2）国外城市流动摊贩管理办法
美国对于流动摊贩的治理起伏跌宕，起初政府与黑人摊贩进行博弈，但是并未取得理想效果，之后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规范摊贩的经营，随后采取现限制地域、提高许可证违约金、保持摊贩区整洁等相互磨合的措施，使得情况得以改善。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在治理流动摊贩过程中也有相似的情况，都是逐步探索的过程。然而，各国又各有其治理特色[13]。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美国依据法律使摊贩走向规划化和程序化的道路、韩国通过市区规划进行管理、新加坡通过政府支持使摊贩正规化。发达国家因各自国情具体措施上有所不同，但是其值得国内借鉴的地方在于：以服务理念为指导，遵循规范化、人性化管理方式；有系统化、规范化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各部门责权明确，执法效力和执法的权威性较强[2]。从国外的治理经验得出，全面禁止流动摊贩经营这一措施不可取，会引发诸如：就业率降低、扩大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等更为激烈的社会问题。想有效解决，需要疏导和围堵相结合，其中以疏导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