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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景区引导标识的研究是一个新兴的领域，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探索，我国关于景区引导标识的文献并不多。对于旅游景区引导标识的研究集中于系统的整体建设和研究意义等宏观方面，而微观方面主要集中在中英文的翻译问题上。很少将其与某一地区具体地结合。62680
王丽梅[1]（2005）从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组成要素及分类出发，分析了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作用，指出了设置旅游标识系统存在的误区，提出了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原则。邹伟，张立明，邵国军[2]（2007）以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案例，对自然保护区旅游
标识系统的设计原则、设计流程与设计方法等几个方面进行探讨，并详细阐述了自然保护区标识牌风格、造型、解说内容等的具体设计方法。施蓓琦，陈能（2008）对都市旅游标识导向系统构成进行了研究，并提出推进上海都市旅游标识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的建议[3]。丰乐，赵素丽，杨康（2013）的《旅游标识牌翻译中不规范问题的思考及对策》，通过具体实例，阐述了标识牌翻译中的具体问题，并给出了相对应的改进方案[4]。
国外针对旅游解说系统和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领域的研究起步早且系统化。在解说系统方面设有专门的解说学科和拥有大量的解说专家。1871年生活和工作于美国约塞米蒂国家公园附近的John Muir最先使用解说(Interpretation)一词[5]。Ham(2002)认为解说系统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从60-70年代的“启蒙期”到70-80年代的“媒介期”再到从80年代至今的“合法期”最后到90年代以后的“初熟期”[6]。而在标识系统的设计方面，艾伯特·H·古德(2003)对美国国家公园不同类型旅游标识的设计特色论文网、制作工艺和维护成本进行了十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7]。2009年Rid B．Doubleday从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和视觉语言方面考虑，对德国和日本进行了符号系统视觉调查，创作出将传统日本家徽和欧洲徽章结合起来的一套新形象，同时又做了语意学、符号关系学和实用的考虑[8]。
[1] 王丽梅.旅游景区标识系统设计浅析[J].石家庄学院学报,2005,7(6):82-84.
[2] 邹伟,张立明,邵国军.自然保护区旅游标识牌设计方法初探——以神农架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J].经济师,2007,(11):250-251.
[3] 施蓓琦,陈能.都市旅游标识导向系统标准化建设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城市问题,2008,152(3):48-52.
[4] 丰乐,赵素丽,杨康.旅游标识牌翻译中不规范问题的思考及对策[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3,12(1).
[5] 合肥市三河古镇旅游解说系统设计
[6] 湛红梅.旅游景区安全标识系统设计研究[D].福建：福建农林大学，2011.
[7] 常志坚.华清池风景名胜区标识系统规划设计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9．
[8] 李宏,陈享尔,郭飞．旅游景区标识规划设计初探[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2).
[9] 王茹,黄汉民．旅游景区标识系统的设计——以晋江龙湖衙口滨海旅游区为例[J]．襄樊学院学报．2009，30(5).
[10]易丽玲．旅游景区导向系统设计研究[D]．湖北：湖北工业大学硕士论文，2009．
[11]吴希冰，张立明，邹伟．自然保护区旅游标识牌体系的构建一以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J]．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2007(10)：655--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