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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监督，是一个日久弥新的永恒的话题，正如阿尔顿所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新媒体，虽然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公民监督权力的事件频频曝光，标志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以公民为主体的权力监督的重要力量。68020
由于历史因素和拥有良好的宪政基础，以及现实生活中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政府产生的巨大影响，在西方，传统媒体对权力的监督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的监督体系、监督机制亦发展成熟。西方国家已经有着完整的成熟的权力监督体系来平衡并制约着权力行使。我们经常可以从新闻中看到国外某某官员因为某些丑闻而被迫辞职。在我国欠缺的抒发民意表达民意的畅通的渠道，来让愿意积极参与的公民参与到其中。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所欠缺的是公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所以在新媒体的时代，国外对于新媒体对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公民利用新媒体监督权力的资料并不多。而大部分的研究都偏向于新媒体背景下公民政治参与研究，而不是针对对权力监督的研究。例如早在1983年就出现了以公民为监督主体的网络舆论监督这个词。首先，1995年美国学者 Mark Slouka最早提出了“网络民主”一词，认为“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以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是在民主中渗入了网络的成分。
其次，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有两种观点：美国学者凯文·希尔和约翰·休斯(1998)合著的《网络政治：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活动》论述了互联网时代公民的活动，介绍了在互联网时代公民是如何通过网络来参与政治的 ；舍基的《人人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用许多生动地例子和深入浅出的语言揭示了在社会化媒体的新时代，无组织的组织力量即大众的力量对社会和经济发挥的巨大作用。安德鲁·查德威克的《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技术传播》揭示了互联网对我们如何“从事”政治以及如何理解政治生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二种观点是认为网络的民主价值不大，它对公民参与权力监督的负效应更大。英国学者西蒙兹则相信，“新的信息技术不会带来任何政治上的好处”，“新的技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小撮政界人士或掌权人物的主宰和控制，使他们能够左右和操纵群众的情绪”。 凯文在《技术文化的时代：从信息社会到虚拟生活》一文中认为，“网络上会出现错误的政治信息，政府甚至可能做到垄断政治信息。”
而在国外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都面临着和我们一样的困境。
西尔韦拉，弗拉维奥·恩里克·罗德里格斯在《互联网，政府和公民》介绍了一些关于由巴西政府方面利用互联网为手段开展的沟通和提供劳务的行动，以及由此改善市民生活条件的反思。他们指出公民在利用互联网访问服务和信息间存在着“数字种族隔离”差距。在观察的过程中，公共机构的网站需要建立一种更具合作和较少的企业模式，以便更容易获取信息。为了防止已经在巴西社会存在的更糟的差距的新时代，他们提出了政府应该担当一定的责任并保证给大家获得信息资源的平等的机会。
迈哈纳在《互联网和埃及公共领域》认为互联网的广泛传播性和匿名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利用互联网来获取信息和从事政治，社会和宗教讨论。这种新的E-埃及公共领域不完全是虚拟的，也不是完全真实的。 互联网促进了更多的交流机会，网络使公民形成联盟来解决公众问题。这也导致了一种替代性的媒体运行专业，半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的出现。而他们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博客和网站开始关注高度争议性的社会和宗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