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林、吕红娟、何炼成（2010）认为由于基础货币、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流通速度的内生性，我国货币供应量目标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在目前利率市场化程度仍较低、汇率浮动受限的情况下，仍然应当选用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陈延林、杜文光（2011）认为基础货币的投放的确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但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来提高其对基础货币投放的控制能力。货币乘数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动大致呈现出相反趋势，两者影响可基本冲销。因此，货币供应量目前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戴晓兵（2013）认为由于我国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货币供应量可控性有所减弱。在实证研究中，CPI是M1的格兰杰原因，体现出狭义货币具有内生性的特征；但CPI不是M2的格兰杰原因，可见相较于M1，M2更适合作为中介目标。
宋雨璇（2014）建立分布滞后模型研究货币供应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滞后作用。M1对GDP滞后作用不明显，但对CPI则十分明显。且我国货币供给量增长超过了经济增长。央行在进行货币政策操作的同时要注意考虑货币政策的时滞效应并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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