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的主人公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社会背景下，即新兴资产阶级走上舞台并壮大发展的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我们读出的是一个泯灭人性，毫无情感的社会。人们的关系被物质化、金钱化，一个人的价值仅仅体现为一个金钱符号，比如这是四百万先生、四十万先生或者是四铜钱先生，人们评价一个人不再是看这个人的内在品德，而是计算着他的年薪，财产。伏盖夫人对旅店客人的尊敬就是按照客人每月上交的金钱来做评定，而且做得不差毫厘，通过巴尔扎克为我们描述的这个细节，就不难窥测出当时社会的整体状态，上至王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一套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用钱来衡量一个人。在中国，有一句老话，叫“熙熙攘攘，皆为利往。”但这里的“利往”仅仅局限在陌生人或朋友之间，从来不会涉及到亲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金钱关系已经堕落到对亲人之间同样适用的地步。我们看到的高老头的悲剧，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更是这个社会的悲剧，高老头只是社会上的一个典型，在众多资产阶级家庭里，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高老头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