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固然是文学审美和价值追求的基础，但是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创作形式，必须符合艺术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否则就会失去诗，变成一种纯记录性的文件。郭沫若曾经说过一句话：“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在这个原则下，保持历史大背景的真实之外，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才能拥有更强的感染力和审美性。因此，钱锺书先生又提出了另外两种反映方式：

一种是对历史有所加工，诗中所描写的事情历史上并不真实的存在，但却是对历史曲折的反映。譬如范大成的《州桥》，通过钱锺书先生的注释，我们可以知道诗里写的事件并没有发生而且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州桥》中写道有老人在街头拦住使者，忍着眼泪问他：“几时真有六军来? ”钱锺书先生在注释中引用了范成大的《揽辔录》、楼钥《玖集》卷一百一十一《北行日录》和韩元吉《南涧甲乙稿》卷十六《书<朔行日记>后》中的话，从这些注释中我们可以确定从历史角度而言绝不会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他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显然这与历史不符合，但“我们读来却完全入情入理” [2](p324) ，这就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诗歌，诗中的写实并不等同于埋没在琐碎的表面现象里，而诗歌当中的虚笔有时候反而是对历史更深的挖掘，是更高层次的写实，因为它们真真切切地表达了当时人内心真正的愿望或者想法。诗歌的真实也是一种主观的真实，它站在人生命体验的立场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对于人的情感触动，情感的真实是一种对生活真实的超越。文献综述

另一种就更加含蓄，是怀古，诗人面对眼前的现实不能直接写写实，只好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却也间接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可以帮助读者知人论世。如萧立之的《送人之常德》，这首诗描写了世事险恶，劝告人们快去寻找如陶渊明笔下所描绘的世外桃源，避世而不出。实则是感慨在元人铁蹄践踏下，已经不再有净土了，宁愿选择避而不出。注释引用了方回的逸诗作为参照，方回在宋将亡未亡之时作了一首《桃源行》,序文中提到:“避秦之士非秦人也,乃楚人痛其君国之亡,不忍以其身为仇人役,力未足以诛秦,故去而隐于山中尔”；诗里又说:“楚人安肯为秦臣, 纵未亡秦亦避秦”。 [2](p469) 这些例子表明了宋末元初普遍的文士心理——既然不能够抵抗外邦侵略，那么就找个山清水秀之处隐居，不再过问世事。这足以说明，怀古诗虽然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直接描写，但是诗歌里所流露出的诗人的思想情感还是带着时代和诗人身世经历的印迹，人和诗并不是分离的，读者自然可以以管窥豹，通过阅读这一类诗歌，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同时，这样隐晦的表达方式也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增加了审美的张力，更容易和后来的读者产生感情上的共鸣。

钱锺书在批评宋诗时格外注重对于史的挖掘佐证，在各个诗人的简评和作品的注释里都有涉及，这是出于宋诗题材上的特点，但这并不意着钱锺书把历史的真实性作为评判诗歌优劣的标准。不同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观，《宋诗选注》当中并没有很刻板地对于诗人的介绍以及诗歌历史背景注解，钱锺书先生对于史的注释，最为注重的并不是史实本身的考证而是诗歌的艺术性，好的诗歌不局限于史料的如实描述，而是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对史实进行艺术的概括和延展，以期给读者带来更加个人化的审美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