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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清洁行为作为不道德体验之后的一种补偿的心理机制已得到了其它另外一些研究的支持[8]，但也有研究发现这一机制可能并不具有更广的普遍性。研究者以西班牙人为被试进行了研究( 该研究的实验过程严格遵循了2006 年Z钟晨波等人的实验设计)，但结果发现西班牙人身上似乎并不具有“麦克白效应”[9]。中国研究者等招募大陆的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编制中文实验材料，以钟晨波的范式作为实验模板，进行了中国人身体清洁与道德纯洁相关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人身上也不具有“麦克白效应”[10] 。
任俊和高肖肖也发现，启动负性道德情绪下，大陆被试更喜欢选择掩饰含义替代品。然而当时的测验没有考虑其他问题，仅仅只让被试选择掩饰意义和中性意义词语或物品，并没有选择清洁意义的词语，所以不能判定中国人在做出不道德行为后是倾向于掩饰还是洁净。而且实验未考虑被试颜色偏好和物体偏好等问题，所以可能会存在实验偏差[11] 。
根据以上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东西方人们在不道德行为后作出行为的心理存在矛盾。这些不一致的研究结果表明，身体清洁行为作为不道德行为之后的一种补偿心理机制可能具有相应的文化属性，在不同文化氛围所存在的特质性差异可能会使某些不道德行为本身发生性质的变化，并影响后续的心理活动[12]。
那么中国被试在启动负性道德情绪后倾向于选择掩饰还是洁净，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是获到提高还是降低？综上，本实验研究拟将实验组分成掩饰、洁净和控制组三类，以启动负性情绪后人们的捐赠行为作为心理的补偿指标，探讨在负性道德情绪下个体做出掩饰行为后对其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影响。
在道德净化行为中引进洗手行为，探讨洗手后人们的亲社会行为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对Lee和Schwarz的研究：洗手具有减轻个体决策之后认知失调的作用即“洗手减轻罪恶感”这一心理效应做出进一步验证[13]。另外本研究可以为研究道德的跨文化一致性提供参考。以往的研究主要是在西方的道德框架下做出的，那么在文化相异的东方国家道德是否就有相同的效应值得我们考虑。另外，我们还可以揭示中国人对不道德行为的心理应对机制将更有利于对中国人道德认知、道德判断等主题开展深入的探讨, 并将进一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道德理论与实践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研究拟使用中国在校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采用钟晨波的实验范式，并且参考张姝玥的实验过程，探讨中国大学生人在负性情绪被唤起后会出现的行为倾向。研究共包括两个实验，第一个实验主要用于检验被试在不道德情绪状态下的行为选择；第二个实验主要检验被试在不道德情绪状态下的亲社会行为是否得到提高。
研究有以下三个假设:
(1) 假设一，当个体被负性情绪唤起之后，在随后的行为选择中会倾向选择具有掩饰意义的行为。
(2) 假设二，当个体负性情绪被唤起之后，其亲社会行为会得到提高。
2 研究一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66名大学生作为被试，男生和女生对等，随机分为两组。
2.1.2 研究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自变量为负性道德情绪组和控制组，因变量为被试随后所做的行为词语选择。
2.1.3 研究工具与研究过程
每个被试单独进行实验。第一步启动道德情绪。以 Sachdeva 等( 2009) 的实验范式为依据［14］，参考李谷等的实验过程［15］，设计道德情绪的启动程序。要求负性情绪组被试抄写并朗读词语，这些词语具有负性性质，词语是自私、贪婪；接着被试回忆并用铅笔写下一件自己曾经做过的不道德事，这件事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时间范围是从初中到大学之间，并且此事让被试感到惭愧或耻辱等。然后被试使用 1－7 等级评定表评定自己此时的情绪感受，分数越高则说明感觉情绪越强烈，超过四分说明情绪启动成功［16］。控制组被试抄写并朗诵具有中性性质的词语，词语分别为杯子、拖鞋、钥匙。然后要求控制组被试介绍一部印象深刻的电视剧以及主人公性格，介绍后同样进行情绪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