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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留守儿童心理问题日益为学界所关注，在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中，大部分关于留守儿童的研究都是从消极心理以及不良情绪等方面进行研究的。已有研究表明因父母长期在外，留守儿童处境相对不利，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抑郁焦虑人际关系等心理问题表现突出[2]。比如，刘霞等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攻击、违纪以及退缩行为是留守儿童这个特殊群体中“偶尔或有时”的行为问题，并且留守儿童还存在孤独感 、委屈难过和敏感自卑等一些典型的消极情绪体验[3]。李宝峰和赵玉芳等人采用SCL-90量表对留守儿童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检出率分别为28.8%，41.36%，这就表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水平较低[4]。刘永刚(2011)的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安全感和亲子依恋安全性低于非留守儿童[5]。可见，目前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消极心理以及不良情绪等方面进行研究的，进而使人们对留守儿童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理解，而忽视了留守儿童积极心理方面的研究。
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我们也开始尝试从积极方面去探究留守儿童的积极心理方面的向上的一些心理特征。比如，主观幸福感、希望、乐观等。20世纪80年代后，国外心理学家对乐观开始进行系统的研究。但国内对乐观的研究特别是实证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还比较少，大多数都是对个人乐观的研究。以前的研究表明了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下，人们对乐观的理解不同，乐观水平也有差异。
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乐观是指一个与个体未来生活或其他方面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6]。Leif等人根据期望—价值模型定义乐观—悲观，认为其指个体对于关于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将来积极和消极事件发生的价值和可能性的主观评定[7]。1985年，Scheier等人首次提出气质性乐观一词的概念，认为气质性乐观是对将来好的结果的总体期望[8]。在大多数的研究中，研究者一般都采用的是Scheier等人对乐观的定义，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本人对乐观的概念进行了总结，即乐观是一种重要的积极体验，指个体对自己的行为表现以及周围存在的客观事物能够产生一种积极体验，对环境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并且是对未来生活的积极期望，更相信事件可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在遇到挫折时，更容易往好的方面思考努力，坚信自己能够战胜挫折，走向成功，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在以前的学者的研究中，苗族地区男生和女生在学习的乐观水平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女生的学习乐观水平显著低于男生。并且学生在不同年级上学习乐观的所得分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9]。Lee和Seligman(1997)的研究发现，中国大陆学生的乐观水平显著低于白种美国学生和华裔美国学生[10]。而且，目前所查找的文献中，关于社会支持与乐观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特别是关于农村留守儿童乐观与社会支持关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大部分都是对个人乐观的研究。Bossio(1991)和Petearson的研究得出社会支持对个人乐观有正向预测作用，而McNicholas(2001)和Cannella(2006)则认为社会支持与成年人个人乐观只有中度相关，Cynthia(2008)依据前人的研究，假设中青年的个人乐观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并且尝试验证了该关系是存在的[11]。Eshun(1999)的研究发现，加纳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比起来，更为乐观，她认为加纳大学生之所以乐观是因为受到加纳的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影响，并且集体主义文化取向的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社会支持，社会支持使大学生的乐观水平提高了。[12]